《中华文学选刊》2018年第8期精彩看点_中华文学选刊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过去一个世纪里罕见的年代，浪漫、理想主义、生机勃勃、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未来的一切，仿佛都在这个年代，正被所有人开创着。这个年代的大众印象，在朱伟这里变成了一位位传奇作家，以及对他们各自作品的阅读、梳理、分析与再评论。这份丰富的记录，还原了那个热气腾腾的年代。那些梦想、那些凌云志，那些飘扬在空中的激情与想象，触手可及。

——《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李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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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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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吕桂洁

　　那时，我和何志云住在白家庄，张承志住在三里屯，李陀住东大桥，李陀坐两站路公共汽车就到我家了。郑万隆住东四四条，史铁生住雍和宫大街，阿城住厂桥，在一个城市里，彼此距离都很近，骑着一辆自行车，说到就到了。更重要的是，那时的亲密无间，彼此是可以不打招呼，随时敲门都可进去的；是可以从早到晚，整日整夜混在一起的。我还清楚记得，早晨我骑车去阿城家里，他总在被子里瓮声瓮气说：“催命鬼又来了？”傍晚去，他则总不在，桌上有留言：“面条在盆里。”

　　王蒙1983年7月1日到《人民文学》上任时有个就职演说，没有慷慨陈词，反复强调他只是个作家，很低调。他的上任，意味着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真正登堂入室，意味着《人民文学》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因为长度足够使她放松。她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宜短跑，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人，这是她的个性使然。

——摘自《重读八十年代（二题）》

实力阅读：

最后的电波

季宇

选自《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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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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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吕桂洁

　　军事题材，写刀光剑影、深谋远虑易，而写感情之发酵难。《最后的电波》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在不挤占叙事空间的前提下，让情感得到了最大化的生长——战友情、兄弟情、亲情。所谓情者，心有牵挂，对人间世有挂碍、有不舍，这与战争行为本身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所以李安本才那么汲汲于下山。写出这种不舍，小说成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于如何疏浚这种土石一样厚重的不舍，也就是破执。在小说里，破执的方式是忘我和取义，这都指向了行文不断强调的“铁”的精神和“铁”的状态，而“情”又不致让这份“铁”，缺失一种必要的温度。

——摘自梁豪评论《一切行事之初心》

冰山

沈念

选自《野草》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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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念

　　写信的日子，是我最欢欣的一段时光，我不信她没有读懂我那些隐蔽的爱慕之词，可她偏偏不予理会。情绪荒冷，南北相隔，单相思无疾而终。我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回县公安局做了法医。听说她去了北京，就更加不抱那些奢侈的念想，再也没主动联系过。有次我喝多了，搂着酒桌上的哥们儿说，我的罗曼蒂克是在他妈的信纸上消亡的！哥们儿笑话我是个可耻的意淫者，但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彻底忘记她。

——摘自《冰山》

嗥月

葛水平

选自《湘江文艺》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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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水平

　　狼群在森林中开始追逐一只野猪，它们的族群需要快速繁衍，怀孕的母狼成了狼群最有威力的头领和保护对象。公狼在疆域边界做下标志，它告诉附近的狼群，在标志的这边有一匹已经怀孕的母狼。母狼不再出去觅食，它懒洋洋卧在泛青的草地上，有时候会望着林木缝隙处发呆，它不再对公狼的荷尔蒙气息感兴趣，它的身体里孕育着新的生命，对死去的公狼，似乎思念已经成为过去。

——摘自《嗥月》

空中道路

班宇

选自《上海文学》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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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宇

　　班立新说，这本书还讲什么，你再说说。李承杰说，还有就是死亡，这个男的，日瓦戈医生，坐在公共汽车里看景儿，经过一个行人，穿着紫衣服的外国姑娘，公共汽车开过去，他超过紫衣姑娘，然后他就死了，公共汽车停下来，紫衣姑娘又跟他相遇，看了他一眼，继续往前走，又超过了他。班立新说，这是啥意思。李承杰说，我也一直在想，没太悟透。班立新说，可能就是歌里面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呀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李承杰说，大概也有这层意思。班立新说，日瓦戈医生，最后是啥毛病呢，走得这么急。李承杰说，不知道，估计是心梗。班立新说，你刚才说书还没看完，但主角都心梗了。李承杰说，其实这书我是在看第二遍了，我也不知道刚才为什么要说没看完，你有什么好的道理，也来讲一讲。班立新想了想，然后说，针叶林高于阔叶林。李承杰点点头，不再说话。……

　　山中的阴晴瞬息万变，缆车一辆接着一辆走，相隔几十米，到了最后，只剩下班立新与李承杰两个人，他们共处在一辆缆车里，坐在两侧，乌云很近，抬手可及，李承杰背对着山峰，目不转睛地看着两侧逆行的风景，班立新只注意着那片乌云，柔韧而漫散，他从来没有这么近接触过任何一朵云彩，他想，闪电会不会也在其中，然后他就看见了闪电，天上的一道光，在他眼前聚集、分解、消逝，伴随着巨响，他闭上眼睛，但闪电的模样仍停留在那里，长久不散。

——摘自《空中道路》

美人痣

朱朝敏

选自《湖南文学》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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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朝敏

　　三个月后，来“妙相”的客人一天天多起来，绝大多数是来取痣，主要是取脸上的美人痣，也不局限美人痣，还有其他痣的，不管是一点黑，还是肉痣，统统要求取掉。这事说来，与宜江市曾经发生的两桩命案还很有关系，两个女性遇害，都被挖掉了美人痣。四五年前的命案，没有破，美人痣留下的恐惧阴影就不会消除。

　　“妙相”适时在媒体（微信公众号、社群部落、微博、自媒体APP等）打出取痣的精彩广告。这广告去掉传统的单纯口号形式，植入情景式的故事模板，配以动漫或沙画或脱口秀，抑或电影细节。还不止，黄小璐又玩起直播。那直播，颇费心思，通过去年为丰收酒业做纪录片合作的媒体相助，黄小璐几经折腾，终于在“妙相是你啊”直播平台制作出融入情景故事的直播。直播口号是“妙相在左，真相在右”。情景故事以那两桩美人痣命案为背景，讲述一个女孩祛痣后破蛹成蝶的故事。

——摘自《美人痣》

作家行走：

巴黎记

于坚

选自《雨花》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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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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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摄于巴黎

　　在巴黎森林漫游，背着一只水壶，一个照相机。巴黎之光令人以为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布列松或者维利·罗尼，他们眯着眼拍啊拍，对着每一条街道、每一幅窗帘。终于找到了那个梦中的窗子，多情的黄色之船。这种漫游仿佛梦游，仿佛不断发生的转世。仿佛已经被一部费里尼或者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聘为演员，扮演着一个寻找时间的角色，是的，寻找时间，没有比这个角色更无用更容易的角色，只需要到处闲逛。许多野心勃勃的家伙在这里失去了野心，他们藏好信用卡闲逛起来，在一个小公园里挨着一家教堂发黑的岩石墙根发呆。在世界的大多数都市，你必须成为某种百折不挠的角色，为在人生舞台上谋个好位置而疲于奔命。

——摘自《巴黎记》

读大家：

沈从文的昆明时期

张新颖

选自《沈从文的前半生》

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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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前半生》

　　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张新颖写道：“沈从文的前半生，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有几种的叙述相当翔实而精彩；再写，就很有可能成为没有必要的重复工作。但在《沈从文的后半生》完成后，这一想法有所改变……不仅是因为近二十年来不断出现的新材料中，关涉前半生的部分可以再做补充；更因为，后半生重新‘照见’了前半生，对后半生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之后，回头再看前半生，会见出新的气象，产生新的理解。”于是，张新颖抑制不下冲动，写作《沈从文的前半生》，重走一次沈从文于1902年到1948年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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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

　　“我想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人感概万千了，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是时代和社会的力量太强大了，个人与它相比简直太不相称，悬殊之别，要构成有意义的关系，确实困难重重。这样一种长久的困难压抑了建立关系的自觉意识，进而把这个问题掩盖了起来。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些个人，以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坚持提醒我们这个问题的存在。”

——张新颖

锐阅读：

小花旦的故事

王占黑

选自《山西文学》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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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黑

　　“我”和小花旦的牵扯从嘉兴到上海，正好是对社区空间“泛开去”书写的一种实践。我把对城市景观中落后但蓬勃的部分，从一个原有的固定空间内拉出去，拉到小说中所说的“上海的另一部分”——“电视和海报上没有的部分”里去，也是“我”和小花旦乐于观看的部分，比如嘉兴路，定海桥。它们在风格上很不“上海”，却正是构成上海的实体元素。而这种观看又因时间的“泛开”而生出另一种变动的轨迹——城市风景在“我”和小花旦的十年交往中展现着消失和更替。海宝正是这样一个鲜明的符号，它以当年的微笑姿态残留在各条马路的角落，“当下”沦为一种记忆。许多人把它忘了，只有同样被人遗忘的小花旦还牢记着。他又提醒了另一些身处边缘的人，颇有英雄相惜之感。

——摘自王占黑创作谈

潮阅读：

看见鲸鱼座的人

糖匪

选自《看见鲸鱼座的人》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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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鲸鱼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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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匪

　　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用最简洁的方式总结过小说家至少要同时采用的三种语言：作家自己的语言；角色应该采用的语言；世界的语言。当刘宇昆指认糖匪是在“用类型小说的语言来讲类型小说讲不出的故事”，他所谓的“类型小说的语言”就是当代科幻小说作者共享的那个赛博朋克世界的语言，包括各种虚拟现实技术，弱小个体在强大技术面前的消失，集中化管理，外星移民，资源穷竭后渐被遗弃的荒原般的地球文明，等等。是这种“赛博朋克世界的语言”使得糖匪暂时被归入科幻作者的阵营，而令她进一步被独自辨认出来的，也即刘宇昆所说的那种属于糖匪的“独特声音”，则来自另外两种语言，她自己的，和她小说中那些角色的，抑或，是这两者的结合。

——摘自张定浩评论《看见鲸鱼座的糖匪》

八方阅读：

海

（马来西亚）黎紫书

选自《鸭绿江》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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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紫书

　　黎紫书成长的年代，资源有限。母亲带回家的娱乐杂志是她的主要读物。“当时看的是《南国电影》之类的杂志，印著林黛、白光这样的人，都是明星。”对于年幼的黎紫书来说，这些杂志最大的看点是其中的电影故事梗概。

　　“我喜欢把这些故事从文字还原成画面。”借助于她的想象，黑白的文字开始有了声音、画面、光影、氛围，一个个名字背后的人物形象也在脑海里鲜活起来。

　　到了中学时代，她还是没有多少朋友。“唯一的朋友是一个经常被人欺负的智障儿童。每天下课我们都坐在一起，分享食物，也不讲话。直到有一天，他退学了，我也没有了这个唯一的朋友。”

　　黎紫书躲进了图书馆。书里的世界“漂亮、广大而充满想象力“，为她打开了一一扇扇逃避郁闷的现实世界的窗口，也从文字中找到了自己最认同的表达方式。

——摘自谢璇《马来作家黎紫书的阅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