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号 灯

 

文/真光

                                 

 

 

火车司机在夜里行车，最怕的是进站信号灯不亮，因为那样就很容易来个“冒进”事故。（铁路规定在每个车站的两端设立进站信号机（扬旗），火车来时，信号机以绿灯或降落臂板，表示可以进站时，火车便通过信号机进站；如果信号机显示红灯或不降落臂板，即表示不允许进站，这时，火车应该停在信号机的外方，但若司机不注意或掌握不好，没有能够停在信号机外，而越过限界“冒进”了去时，算做冒进事故。这种事故按“恶性事故”处理。）可是现在，我们的司机已经可以不担这个心了。

             

事情总有个原委，我得从头说起。

有一天夜里，我在机车上“添乘”（机务段的指导司机、段长或其他上级人员，负有指导、监督司机之责的，跟随机车出乘叫添乘。），天落着濛濛细雨，黑得像锅底似的，伸手不见五指，恰巧就在这时，我们的车子通过八三五公里的地方。这是一个紧要关口，因为这一带山峦起伏，曲曲折折，有名的坡道弯道都在这里。如果白天坐着瞭望车欣赏这里的秀丽风光，当然很好，可是夜晚在这里开火车，心情就不会那么轻松了。因此，一到这里，我就紧张地掌握着司机老陈，生恐他有一点麻痹大意。

正当这时，火车从山脚下转过一个弯道，司炉呼唤着：“后部好啦！”这时，我突然看见前方一盏绿色信号灯。因为灯光清晰，我估计离站不远了，正想告诉老陈减速，不想他却大开汽门加速，汽缸里发出粗壮的蒸汽的响声。于是我急忙喊：

“老陈，到站了，减速呀！”

他不慌不忙地说：“早哩！”

我说：“什么，信号灯都看见了，只有八百公尺，来不及了！”

老陈笑了笑说：“还差两千多公尺……”

我不信他的话。信号灯显示距离是八百公尺，看见信号灯减速正合时宜，现在怎么还有两千公尺？信号灯能显示这么远？所以我又催老陈：

“还是减速吧，别出了问题，信号灯照不这么远的！”

老陈一边拉汽笛，一边大声说：“你真官僚，连信号灯改进了也不知道。在这一带，哪一个还不知道朱元喜？”

我说：“谁？”

老陈说：“郭坡站的朱元喜，改进了信号灯。”

我又问一遍：“真的，是郭坡站？”

老陈点点头，但因为快到站了，他忙着关汽减速，没回答我的话。果然不错，列车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平平安安地通过了车站。因此回乘的时候，我就特地到郭坡站访问了朱元喜。

 

一个年纪很轻的小伙子正在闸房里擦灯。我不认得他，但他不是朱元喜，因为我和朱元喜有些眼熟面花，他的年纪要比这小伙子大得多呢。于是我问：

“朱元喜呢？”

他用沾满油垢的手往外一指说：“那不是，擦道岔子的！”

我随着他指的方向一看，果然在道心里有一个秃顶的人，蹲在道岔边。

朱元喜已经四十多岁了，头发都败了顶，但脸色红润，看样子很健康。一看见我，就很热情地打了招呼。我想同他握手，他连忙把手里带有铅粉的油棉丝给我看：“手太脏，屋里坐吧！”

这时，太阳已经平西了，殷红的光辉，把我们的脸也照红了。

我要求他谈谈他的事迹。朱元喜沉思了一阵笑着说：“谈什么呢？我讲不出来呀！”

我说：“就谈你怎么改进信号灯吧。”

“你别听他的，”那年轻小伙子擦完了最后一盏灯，突然站了起来插嘴说，“他的玩艺儿可多哪，你不知道他还是个老铁路呢！”

朱元喜笑了，拍着小青年的肩膀向我介绍说：“你看，这是我的徒弟小戴，天下还有这种事，中学生认我这个大老粗当老师，你说有意思吧？”

“别扯啦，快同这位同志讲讲吧，打头说起，老铁路！”

朱元喜果真听了他的话，立即变得严肃起来，闭了闭眼睛就开口讲道：

“不能算老铁路，抗战前我是干过十几年铁路，可是自打七七事变，日本一来，我就不干了……”

“就是呀，你说，为什么不干的？”小戴把六盏灯统统摆在架子上，回头笑着问他。

“那还用说，谁愿跟鬼子当亡国奴？为了顾生活，我宁愿支起茶炉子卖茶——”

“你后来不是又当了武工队吗？”小戴又一次打断他的话。我一听他当过武工队，更增加了我的兴趣，我问：“是吗，老朱同志？”

“不错，这也是给鬼子逼的。有一天，我和我那大孩子在铁路旁拾柴草，一个鬼子溜溜达达过来了，他拉住我的大孩子硬说是‘小偷干活的’，没容分说，就打了他两个嘴巴子。你说我怎么能受得了，咱们中国能叫日本鬼来当太上皇？我气极了，一看鬼子也没武器，就搬起一块石头，照着鬼子头上砸下去。他死了，我爷俩就跑了，去参加了武工队。”

“以后呢？”我问。

“以后，我们破坏交通，扒铁路，翻鬼子的火车，啊，说到这里我倒觉得有意思，那时候我专门破坏站外的信号灯，就单只这件事，不知给鬼子造了多少麻烦。就为了这原因，解放以后，上级派我当搬道员，我就当，因为我认定这工作重要。它好比人的眼睛，没有它，行车就成了瞎子。”

“所以你就改造信号灯？”我问。

“不，没有，那时没动这个脑筋，只是上灯用油小心一些罢了——”

我忽然打断他说：“那么你为了什么改造信号灯呢？”但话刚脱口，立刻便感到问的愚蠢，正想更正，朱元喜已经接上来说：“不为什么呀，同志，上级号召咱们增产节约，支援国家大建设，大家都这样干嘛。”

“可你是怎么个干法？”我怕他从此打住，所以又逗了他。

“可是我笨头笨脑，没文化，没见识，虽说想干一下，却不知道怎么干。正在这时，上级派了小戴到这里来学习，我心里很高兴。人家是学生，这是我的好帮手呀，哪晓得，哈，”他干笑了一声，就借故擦火柴点香烟，乘便瞟了小戴一下说：“说实话，小戴刚来的时候瞧不起我——”

“对，对，”小戴兴致勃勃地插嘴说：“我刚来是瞧不起你的。我想，派我实习信号，我没意见，偏偏叫我到这个小站上来，还跟个大老粗学，所以我一见朱师傅，心里就不痛快，工作也就马马虎虎。”

朱元喜听罢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好，好小子！”他扔下香烟头，正想接下去说什么，电话铃响了，于是他忙着办理接车，小戴也一起跟了出去。

火车过去后，却已是“日色欲尽”，远处的村庄，已有一些模糊了。朱元喜急促地走回来，坐在原坐的位子上说：

“我不是说嘛，信号灯上没出过错，可是今年春天就出了错啦，是他，”他指了指小戴：“三月二十三那天，车特别多，我很忙，小戴就同我说啦：‘朱师傅，我给你收拾灯吧，’我一想，他也懂一些，就放心让他收拾。他就接着替我到信号机上挂上灯。说实话，这时小戴倒真是好心好意，可是到了夜半，出了毛病了。我记得正接一趟超轴，车子突然在机外停下了。我正纳闷，那边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站长就质问我信号上出了什么毛病？我没答上来。不一会，机车引导员来了，才把机车引过去。这时我才知道信号机上的灯灭了，我赶快报告站长。哪知没容分说，站长就批评了我一顿。王同志，你想想我当时心里多难过！这可不是因为我受批评，我是认为我犯了罪。常听上级讲，机外停车，停一分钟国家就损失四万块钱！人家都在增产节约，我呢，浪费！接完了那趟车，我就飞快跑去爬信号机。

“当时刮着大风落着大雨，在铁梯子上，简直就要被风吹下来。我一边爬，眼里一边刷刷掉泪。爬到顶，上边的风更大，点灯可不容易，我的眼又叫泪水雨水给模糊了，根本看不清。不过，结果还是把灯点上了。这一夜，好歹算过去了。谁知道像出了鬼似的，一连三天灭灯，王同志，自打我到这里没这样灭过灯。我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伙计说：‘今年春天狂风太大’，这话有道理，你看这个站，两边靠山，经常有大风。不过我就想，怎么信号灯不全灭呢？南头的灯就不灭。难道说大风还有偏心眼？又有人说：‘近来油质不好’这话也不全面。我想，风大也罢，油质不好也罢，不能往外推，要不灭灯才算数。毛病出在灯上，咱得在灯上想办法——你看，灯挂得这么高，不想办法还能不吹灭？”他用手一指，我看见小戴已经攀上梯子顶端，把信号灯装上去。

“从此我就天天想，到底怎么办？我和伙计商量，大家都主张先解决灭灯问题，所以我头一步就研究为什么风能吹灭了我这个信号灯？讲起这，笑话可多哪。有一天的大清早，一交了班，我就把灯点上，放在门口作试验。我原打算看看风向，是怎么刮灭的。我那伙计可向我提意见说：‘老朱，你不该在大白天点灯浪费物资，’我一想也对，所以我回到家里，偷偷把洋灯里的煤油都装来了。试验了一天，半瓶煤油点得干干的。毛病是找出来了：原来我们站上东北风多，灯口要是对着东北，准会刮灭，换个方向就刮不灭。那信号机的灯座偏偏朝东北。我想，灯座是不能改，能想个办法遮住风就行了。我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一种特别灯罩，马上做了一个，试验的效果很好。我于是一口气做了三个灯罩，直到天黑再也看不见了，我才回家去。

“我高兴得哼哼唧唧，觉得这一下不会出毛病了。进了家门，才想起还没吃饭。我喊道：‘喂，吃饭了！’没人答应，又喊了声，还没人答应。我心里很奇怪，忙擦了根洋火点灯。灯没点着，在亮光里我却看见小孩他妈气呼呼的脸。我说：‘灯呢？’她没吭声站起来就往外走，我伸手拦住她：‘点灯！’你猜她怎么说？她说：‘点灯？油都叫你偷走了，还点灯！’这拿我当贼是怎么的？我火了：‘怎么，我偷油？’她说：‘不是你偷谁偷？以前人家干铁路的，还往家里捎东西；你偏偏往外头拿。前回拿我的新棉花新布去擦你那鬼灯，我不作声，这回你又把灯油倒得精光，你究竟要干什么，你？’我说：‘多小气，说这些干什么，快弄饭我吃！’一说弄饭吃，她更来了气。也怪我，原来交待我到咱们商店里买一袋面，可是钱在我兜里放了三天，买面的事忘的一干二净。说实话，脑筋里光落了个信号灯，那几天真是什么也想不起来。没话讲，检讨吧！”

他滑稽地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我和小戴都笑了。小戴说：“没打你屁股就怪好。”

朱元喜郑重其事地：“没有，没有，哪还行！不过这倒没什么，我心里有底，反正我有了灯罩啦，生这个气干吗？哪晓得事不遂心，第二天下午我去接班，一进闸房门，就看见地上乱七八糟，原来都是我的灯罩子，不知叫谁都给我撕坏了。我不由大吃一惊，喊道：‘小戴，灯罩怎么搞的？’小戴说：‘刘师傅嫌麻烦，都给你拔了！’我一听，好气！我费了大劲，你给我撕了？我闷着气又做了六个。

“架上灯罩自然刮不灭了。我心想，你们不挂罩子我挂，看谁做的对。不料想过了两天，站长点名的时候传达说，近来司机反映，郭坡站北头的信号灯像鬼火似的，不明不灭，出了事故要搬道员负责。这一下伙计们都找到我头上来了，有人说：‘你看，老朱，你想的好主意，人家司机都说灯光不亮，你还加罩子，还不快废了！’我说：‘这不是罩子的毛病，咱们再研究研究。’他们就讽刺我：‘研究啥，你有多大学问，整天研究研究的？’我没听他们的。往后，我整天暗盘算，起初想的很简单，我觉得要灯亮，把灯芯弄大一点就成了。其实不行，一来灯头大了直熏烟，并不亮；二来也浪费油。咱们又要节约又要亮才行。头一次我就吃了它的亏，我把灯芯拧的很高，结果灯玻璃都熏黑了，几乎误了大事。站长为了这个批评我一顿。当时我想算了吧，这是为的啥？上下不落好！一阵伤心就把这事摔在一边了。岂知我心里还是放不下，走路时脑子里是灯，吃饭时脑子里也是灯，睡觉做梦还是灯，逼得我不得不去想它。我一天改不好，一天不安心，老觉得看着国家受损失过意不去啊！我一鼓动又作试验。这时，小戴可帮了我的忙了。原先他是反对我，说我不懂物理不懂化学，想当工程师。我想年轻人脾气大，要好好团结他，他是有知识的，对我帮助大，我研究东西不能少他，这叫大家合作嘛。我就来个‘激将法’对他说，你这个洋学生又懂物理又懂化学，怎么也没办法呢？比方说，你能想办法叫这灯亮吗？小戴一听我这话，脸蛋绯红，一声不响。我又好声好气地说：‘小戴，咱们都是为了工作，你要是能帮助我研究成功了，多少对国家有贡献，事不论大小，要尽上自己的力量才对啊，你说能白看着一回回机外停车吗？’从此，他就主动找我了，头一回这么痛快地喊我：‘朱师傅，朱师傅，成了，你看看！’我心想，到底还是人家有科学知识，他研究了几天，就找出窍门来了。小戴说，把油壶座垫高二公厘，这样灯座下部的两个孔，就流通空气了。空气对流，增加了氧气助燃，灯就会亮起来。我一想有道理，就按着他的办法干，结果一点不差，比原先亮多了。我大大鼓励他一番。年轻人喜欢表扬，一表扬，当然心里痛快，从此就一心一意跟我合作。

“一霎时这个消息全站都知道了，伙计们说：‘看老朱又出洋相啦！’南闸上老吴威吓我说：‘别充熊，搞坏了信号灯早晚蹲法院！’这时候，好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改良成功，因为我要增加信号显示距离，这在油灯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射程是八百公尺，我征求了各位司机的意见，大家认为要能达到两千公尺就好了，所以我就对这一点又动起脑筋来。想了几天，没有头绪。小戴说：‘叫上级装上个电灯，不更省事。’我说，‘脱离实际，电源在哪里？从油灯上打主意，还有些希望。’

“到底有这么一天，我下了晚班回家，晚上没月亮，我拿了一只手电筒照路。手电筒发着黄澄澄的光，照在路上，却成了一片片大黑圈子，根本看不清路。照普通的说法，不是要对对光吗？窍门就在这里。当时我连忙把灯头拧了几拧，对准了光，黑圈子没有了，照在地上明亮多了。这时，我并没有注意这件事情，快走到家门口，我的脑子里突然想起了：刚才对了光，手电就亮了起来，这分明是灯光要对准焦点，才能增强光度。这实在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我已经拍了一下大门，但我没有再拍第二下就转过头来，急急忙忙又回到闸房。我一进门就说：‘老刘，我想起来了！’他以为我忘了东西，问我：‘丢了什么啦？’我来不及回答他，拿了一盏信号灯，卸下反光镜仔细算了算，找出圆心，然后又量了灯座、灯头。我把灯顶垫高到五公厘，灯头和反光镜圆心连到水平，再按灯座中线对正，使灯头正好对准凸透镜的焦点。点着了以后，又校对距离，左右上下不歪不偏。我倒退了十步一瞧，啊，亮极了！我当时高兴地喊起来：‘老刘，成了，你来看！’我把道理讲给他听，他也信服了。老实讲，那一夜我高兴地没睡着。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去找站长，我满心热情地的告诉他。我的意思请站长支持我，呈报上级，照我这法子改灯。你猜怎么着？站长浇了我一头凉水！他说：‘老朱，你怎么净找麻烦呢？弄坏了灯你负责？’我心里登时起了个疙瘩，我说：‘报告站长，不会弄坏了灯……’他不耐烦地说：‘你说不会，有什么保证？’我坚持要他上报，他没办法，才说：‘好吧，你提合理化建议吧。’我说：‘怎么提法？’他告诉我，打个详细报告，讲出理论根据，再画出图来。我一听傻了眼。我只认识几个字，怎么打报告？还要什么理论根据、画图，揍死我我也办不到啊！我一想去你妈的，我不做啦！回到房间，小戴看我脸色不好，就问我，我一五一十同他说了。小戴说：‘不要紧，朱师傅，我替你办！’这可真亏了他，他写了报告画了图，我又去找站长。好说歹说站长算收下了，我的心事这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天天盼着，希望上级赶快批下来。等了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一个月都过去了，还没有消息。我催了几趟。站长说：‘送上去了。’后来我再问，他把眼一瞪：‘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和我结了什么冤仇。

“一气之下，我就跑到分局去见局长。我想上级一定能解决。谁知分局没有见到我的建议。我很奇怪，难道站长没有送上来？不得已我请局长检查。分局派人一检查，我那建议还在站长抽屉里睡觉呢。他根本没送！你说气人不气人？我坚持真理，当场提出来：第一，请上级研究我的建议对不对？能不能采纳？第二，一定要惩办官僚主义的站长。站长没料到我来这一手，他吃不住劲了，他的腿跑的比我可勤，但也没逃过上级的批评。

“过了一个星期，咱们线路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工务段、电务段的段长都来了。说是试验我的信号灯。那次我很兴奋，一连试了三天，显示都达到两千一百公尺。总支书记、主席、段长一齐亲热地握住我的手，向我道贺。我立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总支书记说：‘老朱，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你把咱们的眼睛擦亮了！’这时，我两眼充满了泪……。”

朱元喜说到这里，感情很激动。我说：“这的确是很宝贵的改进。但更宝贵的是你的创造精神！”

朱元喜笑了笑说：“真的，我能为国家做点小事，心里就宽敞些。我总是想，一个芝麻粒的事，只要能做的该做的，我也决不放过去。国家的事还不是全凭咱们大伙吗？如今建设社会主义了，谁还不想多尽上把力！我常和小戴讲，我说我这大半辈子擦油灯，往后你们就擦电灯了。真的，将来咱们这郭坡站里里外外还不都得装上明晃晃的电灯？也再不用爬梯子了，用手一按就成了，多惬意！打个比方：我这老头是个油灯，亮也亮不到哪里去，你们青年人都是些电灯，你们要大放光明啊！”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