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录》的文学特性

陈小勇 X.Y. Chen

    《启示录》是历来圣经研究最为困难，也是颇具争议的一卷书，书中的意义难以明了，众说纷纭。关于《启示录》的文体，思高译本中《启示录》（《若望默示录》）的引言开宗明义指出，它是新约中唯一的先知书。就体裁而言，它是“属于先知书的一种默示录（启示）文体”。[1]包衡在其所著的《启示录神学》中论到《启示录》的文学类型时总共列出了三类，分别为天启（启示）、预言和书信。[2]毋庸置疑，启示文学是《启示录》的一种文学类型通常是无可厚非的，《启示录》堪称是启示文学的典范，因此，对启示文学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启示录》的信息。本文试着由启示文学的缘起，并与先知文学的比对中厘出它的特征方面着手，从而来看《启示录》的文学特性。

一、启示文学的缘起

    先知运动衰退之后，犹太人非但没有处在预言中的黄金时期，反而经历了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民族劫难，宗教面临重大的迫害，启示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可以说，启示文学是先知运动的接续，一方面，它继承了先知传统；另一方面，它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品性。

    启示（apocayptic）源自希腊文，含有揭示或显露的意思，启示文学发展、兴盛于公元前2世纪到主后2世纪之间，是希伯来文化中最晚出现的文学体裁。在圣经的正典中只有但以理书、启示录及散见于其他书卷中的部分经文属于此类，其他大量作品可见于次经、伪经和昆兰文献。[3]

    启示文学与当时的处境息息相关，在其形成达致完善时期内，基本上都是历经其他民族的迫害，最早可追溯到安提阿古四世施政期间，对巴勒斯坦的镇压和逼迫，在其推进希腊化政策的过程中，包括异教的生活和信仰方式，如有违抗必遭杀戮，更恶劣的就是将宙斯的神位置于耶路撒冷的圣殿中，这无疑是严重地践踏当时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从而引发了马加比起义。《启示录》的写作时期同样是面临大逼迫的时期，罗马皇帝多米仙推行君主崇拜，基督徒成了此一过程中最大的受害者。启示文学的大量作品就是在这一期间完成，“犹太及基督教的启示文学，往往称为恶劣时代的论者，这是十分恰当的。”[4]确实如此，启示文学与它的历史处境密切相关，先知的声音停滞，在大逼迫来临之际缺少先知式的人物来安慰和鼓舞苦难中的百姓，启示文学的出现弥补了先知的缺席所带来的影响，它的兴起给予了读者够用的力量来对付来临之中的危机、考验，甚至是灾难，这无疑给了苦难中的人带来一缕希望之光。

    启示文学作品大致的主题有，世界处在黑暗罪恶之中，那日子即将来到，上帝以权能介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建立公平公义；盼望弥赛亚来临之际，将福分一并带来；审判的日子临到，神最终要战胜邪恶的力量，掌管天地万物；上帝的国降临。[5]这些方面的内容还不足以界定启示文学，因为这些主题在圣经的各卷书中或多或少的都有涉及，启示文学还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二、先知传统与启示文学

    启示文学源自先知传统，它却又区别于先知传统。虽然二者都对上帝在历史中施行公理以及统治表示肯定，但前者却将后者对今世所发的预言推至未来。“其中也可以辨认出智慧的影响”，[6]智慧文学旨在探究人生及宇宙的奥秘，以此教导人如何洞悉事态人情，增长人的知识和智慧，启示文学就是借此作为阐述历史进程的基点。启示文学夹杂在先知传统。智慧文学和当时的处境之中，因此将启示文学简单成归纳为先知传统或智慧文学是不妥当的，应该将他们区分开来进行研究，这并不代表将他们完全地剥离开来，只是通过他们之间的比对，找出启示文学独特的品性来。

1、托名。启示文学的大多作品以托名的形式写成，所托之名皆是历来的圣贤名士，如以诺、摩西、巴录、以斯拉等，而先知书大多作品中作者则留下真实的姓名。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启示文学的表达方式肯定是委婉地陈述个人的见解，缺乏先知般的慷慨激昂。至于作者为什么用托名的形式来写作，学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有的认为此目的是为了延续先知的声音，增强人们的信心；有的则认为他们是继承和发扬先贤先圣们的精神；有的认为是为了避免当局的报复和迫害等等。[7]总之，启示文学或多或少都受到前述二者的影响，作者假前人之手向他们同时代的人传递信息。

2、异象。启示文学的作者大多用异象或异梦来表达神的启示，这就有别于先知书中上帝直接启示先知，而先知只是作为传递上帝话语的中介者，以异象或异梦的方式出现较少。启示文学中的异象多为稀奇古怪之事，常见的有兽、龙、小角等，这也成了启示文学中难以解释之处。

异象多采用象征性的词汇，例如数字，颜色，动物等来表达神意或未来事件。虽然异象深奥难解，但启示文学作品中的异象基本上都提及不久的将来所预言之事就要应验，“这一类（启示文学）写作所用的文字都是象征式的，但它的意义，总是收受这种文字的人所了解的”，[8]对于今日的读者而言，由于时空和文化上的差异，往往很难理解启示文学中的象征手法所要表达的含义。

3、末世论。犹太人中有两种不同的末世论，一种是先知末世论，另一则是启示末世论。启示文学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注重末后的事情，其末世论有自己独到之处。

启示末世论弥漫着二元论的色彩，善与恶对立，天使与魔鬼，天国对地上的列国，耶路撒冷对巴比伦等等，最终的结局就是神施行他的权能，掌管一切，恶的势力将消失殆尽，先知末世论则缺乏这样的论调。

启示末世论所体现出对历史的悲观主义。在前文中已经论述启示文学的缘起的历史处境往往是受逼迫时期，因此启示文学的作品所描绘出的今世是邪恶的，人无法用自己的努力来扭转时局，惟有将自己的盼望寄放在未来，也就是神介入人类历史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转机。较道德方面，先知末世论比启示末世论更为积极，先知们力斥百姓的罪恶，大声疾呼要人归正，改变自己的行为。而启示末世论似乎对此并不关心，也没有呼吁人们要悔改，因为在大逼迫时期，人们都散发出强烈的宗教热忱，没有必要特地去强调让人们悔改，启示末世论让人将自己的注目焦点从今世转到来世，往往带有很强的宿命论的思想在内。

4、超越的弥赛亚。尽管弥赛亚的观念并非启示文学的中心，甚至较多的启示文学并未提及弥赛亚，但两约之间是弥赛亚观念转型的重要时期，启示文学提供勒一幅超越的弥赛亚的画面，他不单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同时又成为和平的君主，乐园将在他的统治中重新回到地上，更有甚者将弥赛亚形容成一位真正超越的君王出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其中最为重要的观念就是“人子”，[9]“人子”的观念最初在但以理书（但7：13－14）出现。在两约之间，弥赛亚有着不同的描绘，上述只是其中的一种，另外还有利未系的弥赛亚和大卫系的弥赛亚。

三、《启示录》和启示文学

    在确立犹太教正典中，明确指出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也就是以斯拉时代之后的任何作品都不得收入道正典之中。犹太教的旨趣并不在于启示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做这一决定就是拒斥启示文学，他们将自己的专注点归回到律法，从律法中挖掘他们认为有意义或有价值的东西。早期的基督教却继承和收纳勒这种文学体裁，《启示录》就被认为是这种体裁的颠峰之作。可以这么说，“《启示录》兼为最晚的犹太教文献和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同时也是连结希伯来文学与基督教文学的桥梁。”[10]然而，《启示录》本身又有着与启示文学不相关联的特点。

1、论到启示文学是《启示录》的一种文学手法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如若说《启示录》的内容全部是启示文学那就值得商榷。在本文的开篇，包衡将《启示录》的文体列为三种：启示，预言和书信，再者就是作者一再地称自己的信息来自先知的传统，属乎预言（启1：3；22：7、10、18－19）。也就是说，《启示录》兼具先知传统和启示文学的特征。另外，《启示录》中道德的论调极多，悔改的信息也一直贯彻整本书，尤为突出的就是对七教会的训诲，这是启示文学所没有的。

2、启示文学大多以托名的方式写成，使用象征的手法。《启示录》作者则用自己名字，他的著作是以当时的处境为背景的情况下完书的。一般的启示文学作品是借预言之名回顾历史，其中的真意被隐藏直到末时（但12：4、9）。而约翰却承袭了先知的传统，从自身时代的历史出发，他置身与历史之中预言将来的事，且书上的预言没有隐藏，日子已经近了（启22：10）。

3、启示文学对历史的态度是悲观消极的，《启示录》则不然。约翰虽然处在恶劣的历史环境之中，他对世界的看法与启示文学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他同样揭示人类的罪恶，但世界并不象启示文学想象的那样全然无望，他清楚地意识到历史本身就是上帝实现救赎的平台，书中的论调基本上是乐观的。

4、一般启示文学是期待弥赛亚和国度的降临，但《启示录》中的信息似乎表明这些事件都已经在历史中成就了，并一直延续到将来，约翰是从成就的角度来看弥赛亚，新约的弥赛亚观与两约之间的观念有着极大的差别。

结 论

    综上所述，《启示录》的写成并非一成不变的按照启示文学的格式，它在某些部分背弃了启示文学作品的常规格式。无可置疑，《启示录》的写成离不开希伯来启示文学的影响。

    约翰欣然以先知的使用这种方法来传递神的信息，其内容与犹太教的精神迥然不同，约翰传承旧约先知的传统，在书中他常以基督教先知的形象来描写，“启示录是扎根在真实的历史上，然而书中所阐明的真理却是永远不变的，历久弥新。今日我们仍一样看见神的权柄在运行。约翰的结论——最终权柄属于神——对今日的我们与第一世纪受逼迫的教会是同样的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