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碰到熟人，人家总是问我一句话：姚明有没有请你去参加婚礼？
我说得了吧兄弟，哪轮得到我呀。再说我送多少红包？五万？十万？还是倾家荡产？

上述对话一方面说明大姚和咱交情不错，一方面也说明咱们还没热乎到亲密无间的份上。而我想说的其实是：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或许才活得更加自我。大饼饼可以开车去帮他买波霸奶茶和炸鸡柳，然后大声嘲笑姚明居然连小费都不给；犇犇可以自由的蹦达在姚某的大豪宅里，参观他专门设计、能并排放五台电脑（刚好魔兽一个小队）的“网吧间”，然后跳进后院的游泳池游上两个来回；姚某则可以在游戏账号被盗后讪讪的说：来，给我一个金币，就一个啊，不要多！上述三人中有一个是我，我是哪一个不重要－－当然我肯定不是最后那个－－重要的是我们确实活得很真实。

回到国内，回到婚礼。我对领导说：我和姚明只是私交，想要婚礼画面，您还得另请高明。从澳门跑完斯杯回来，六天五场球实在让我没有继续工作的动力，而我的托词也完全没错：既然凭的就是个交情，既没有权压人，也没有钱砸人；那么当他说“算了吧，你们就别来了。拍不到的”时候，我无力也无须否决。

说归说，不去是不行的，做记者的，亲临第一现场是本分。于是但凡风闻姚明可能出现的地方，从酒店到码头，无一不被记者占领。然而不得不说姚之队办这件事情确实办的很不地道。按照国际惯例，如此一个大人物的婚礼，包给大公司操办，然后和媒体独家签约报道，是不错的做法。坏就坏在此事完全不透明，不公开。婚庆团队既没有告知哪些媒体受邀，哪些媒体免见，哪家媒体独家，也没有给各家媒体分配各自可行的权限。至于放出风说婚礼开始后会有“光碟”发放，更是诓骗人的把戏，这个细节稍后再谈。总的来说流程的走法是正确的，先进的，具体的操作是错误的，落伍的。除了秘密进入现场执行“不可告人”的任务的独家报道单位，其他上百个记者就这样象狗仔队一样被耍了一天，最终连一个姚叶公开露面的机会都没有抓到。“逼良为娼”，是某老记对于当天经历的评价。不过这个老记不是我，我敢以人格担保。

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办活动，从来都没有“告知”这个概念，这也是姚明不爱在国内打比赛的原因－－你随时可能被记者包围，不胜其烦。所以记者固然应该自律，然而这不是记者的责任所在：大家都冲，你拉后面，人家都出活儿，你被领导批，换谁都接受不了。重要的是主办方当有告知的义务：告诉媒体具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并且绝不能搞暗箱操作，搞私传私带，这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混乱。现在的情况是老老实实去等消息的得不到消息，私下搞定的可以自由出入。而姚之队啥也不说。

诸葛亮曾经对新野时期的刘备说：荆州人口其实很多，但是大家都不愿意上户口。因为征粮打仗服兵役，最终都是按照户籍征调民夫壮丁，游户呢？吃荆州的米，种荆州的地，啥责任没有，谁还愿意上户籍？逼良为娼，恩，就是这个道理：颇符合某些人既厚且黑的生存哲学。

据说姚明那天发了很大的火，因为有媒体被姚之队允许进入。他们这事办得确实挺操蛋：卖了姚明，玩了大伙。归根到底为了一个字：钱。

正所谓上行下效，章某人小家子气，他的手下变本加厉。

现场发喜糖和纪念光碟的时候，大家都争先恐后。喜糖我是无所谓的，光碟要拿一张：虽然知道这所谓光碟其实只是一张结婚照和一篇统发稿，但是做节目毕竟可能要用上。

现场发糖的女人说：对不起，要凭名片领取。
我说：对不起我没带名片，我凭借我的台标领资料而已。
女人说：对不起，不行。
我说：好，那我用工作证，这样可以了吧。
一个女人说：行。
另一个女人说：我好像给过你了吧？
我说：我干！老子来骗你糖吃的？！
拿碟，摔糖，走人。
此类傻X，唯两字形容之：撑的。

恭贺新禧，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快速涨级。

－－这是后来我给大姚的留言，毕竟还是比较怀念一起打游戏，尤其是在美国疯耍的无拘无束的日子。虽然他曾经说：生命不息，游戏不止，但是游戏是他自己的，生活却不属于他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游戏可以放弃，而生活不可以重来，这或许就是他痛苦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