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盤盤體碩大，直徑為營造尺一尺三寸（41.5厘米左右）。盤口外撇，束腰。主體紋飾為喜鵲梅花，盤體外側繪三組折枝牡丹，口沿描金。圈足內以矾紅彩楷書‘同治年製’。

毫無疑問，此盤是同治大婚用瓷，其燒造年代應是同治五年到十年，也就是1866-1872年之間。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百來件晚清瓷器畫樣中，主要是同治大婚瓷和大雅齋瓷器的設計樣稿，而‘喜鵲梅花’便佔居了二幅，它們分別是‘黃地梅花春燕喜海碗圖樣’，和‘黃地喜鵲梅花海碗圖樣’（請參看故宮博物院編‘官樣御瓷’58頁，78頁）。

為了準備同治大婚用瓷，清廷早在同治五年（1866）就決定在景德鎮被太平軍燒毀的官窯廠原址恢復官窯燒造。第二年（1867）四月，由造辦處傳旨：‘所傳九江燒造瓷盤，碗，茶盅等項瓷器，均落同治年製四個真字款。欽此’。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同治官窯瓷器從器物造型紋飾到寫款樣式都需嚴格按照宮廷旨意而為之 。

事實上，對於走馬上任的督淘官景福而言，恢復官窯的燒製並非易事。同治大婚用瓷費盡周折於同治八年燒製完成，但內廷對這批瓷器非常不滿意，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傳旨，‘所有前次九江關監督景福解交大婚禮瓷器等項一萬零七十二件，均燒製粗糙，不堪應用，著傳知該九江關監督景福照數賠補’。就本人看來，這樣的責難確實有點強人所難。正如景福懇請江西巡撫劉坤一代奏中所言：‘景德鎮御窯廠迭遭兵燹，官，民窯廠停歇十年有餘，雖然於同治四年恢復燒造，但窯廠已無老匠良工，民窰之中有一技之長的工匠均募入御窯廠中，其人數和咸豐初年相比已顯稀少，技藝也大不如前。’（請參看清代官窯史，第三卷730頁）據史料記載，景福於同治九年八月再次開工，重新燒造同治大婚用瓷，並於第二年十一月（同治十年）照數補造完成。

此盤主體紋飾為四組梅花喜鵲，外圈三組扇形繪十隻形態各異的喜鵲梅花，盤體中心圓形造型繪二隻喜鵲梅花，寓意‘喜慶吉祥’和‘喜上眉梢’。仔細觀察此盤，我發現其明黃釉其色彩不夠透亮，表面有密密麻麻的細小麻點，應是在燒造過程中煙燻所致。而光緒年間的同類黃釉彩其色彩呈半透明狀，工藝大為改觀，表面已很難見到這種細砂點現象。這或許可做為我們區分第一批同治大婚和第二批同治大婚用瓷的重要依據。對我而言，這種同治年間的燒製工藝的缺陷反成了我們欣賞‘景福瓷’的一個重要看點，一種同治官窯所特有的歪打正著的缺陷之美。

在繪畫方法上，以紅彩勾勒樹枝和梅花，然後用粉紅彩暈染花瓣，用墨線勾勒五瓣花心再填入透明的綠彩。墨彩勾勒喜鵲外形，用較厚的白釉彩暈染喜鵲腹部。大面積背景的明黃釉則採用了費時費工的填黃法。其工藝過程正如當年的工匠所言：‘彩畫事在釉後，顏色易於鮮明，填畫又在彩畫之後，花間隙地，均需密填，輕重難期勻稱，花色每為黃釉浸蓋。加以窯內火逼煙燻，釉輕則露地，釉重則食色’。（請參看清代官窯史，第三卷731頁）

此‘喜鵲梅花紋盤’在同治大婚用瓷中其尺寸應是最大號瓷盤之一。它是如何輾轉被美國加州貝溫里(Beverly Hills)富人所收藏我們已無法考證。 既然景福所燒製的第一批同治大婚用瓷‘均燒造粗糙，不堪應用’，那流入民間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 由此，我想到此大盤有無可能是被內廷退回後變賣的‘景福瓷’，而輾轉流落海外？換言之，它的出現可以物證歷史，以實物證實了景福瓷跌宕的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