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语文课上的那些“假”

     ——在“第三届全国校园文学研究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读了此文后让我想到了我教《羚羊木雕》之时的一点想法，与诸位博友探讨，希望不吝赐教。

关于《羚羊木雕》中“我”与“万芳”性别的思考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四中   程春雨

作者张之路在写：《关于<羚羊木雕>》一文中对编者将“我”与万方的性别改为女生是这样说的“首先改动的是主人公的性别，我的朋友万方原来是个男生，现在改称万芳，被称为‘她’，这样一改，‘我’在书中也被理解为女生了。由于这样的改动，‘我’和万芳在课文里的表现就不是那么准确和顺畅了。”可见，他是不赞成编者这样改的。而许多教师在讲解这篇文章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编者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和用意把两个人物的性别改成女生的呢？真的有必要改动人物的性别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得到编者的解释，但对于教师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解读，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揣摩：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编者的安排并非是无理之举，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偶然机会下收到一位英语老师的羚羊木雕礼物之后创作的，说白了文中的故事是虚构的而人物本身也并不存在，这就给编者对人物的一系列修改（包括我和万芳的性别）开了方便之门。原作中作者将“我”和万方定为男生形象，这也就致使改后的许多细节与男孩的身份不符。张之路以为不是那么准确和顺畅，老师们也很质疑编者的用意，如果我们能站在编者的角度来审视这篇文章的话，可能会咂摸出另外一番味道。

文章一共涉及了六个人物，他们被明显的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妈妈、爸爸、万芳妈妈与“我”、万芳、奶奶，一方是认为木雕贵重，一方认为友谊可惜。如果用一架天平来衡量“木雕与友谊”到底哪个更重的话，那么天平的两端“砝码”的数量应是等同的。作者巧妙地避开了对这个问题的直接评论而是用一个意料之外又意味深长的结尾来为孩子们的友谊“站台”。我想编者对人物性别的修改可能也与这个结尾有关吧。

文章结尾说万芳居然追了出来把小藏刀塞到我手里说：“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于现代自我意识很强的学生而言他们是很难理解二人和好这个结局的。如果我们站在万芳（一个女孩）的角度再看这样的结局也确实是有与常理不符的地方：万芳在“我”的运动裤被划出一条长长的口子而偷偷抹眼泪时，能挺身而出与“我”调换裤子并为此被妈妈罚站一小时。而这种仗义的行为却换来而“我”的反悔，试问哪个孩子能经受得住这样沉重的打击而又不心生怨恨呢？所以，万芳追出来再次送“我”小藏刀的举动确实有些意料之外，这个结局显然是作者有意安排的。而编者看似没有依据的修改也并非与文章原意相悖，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帮助作者“自圆其说”，同时也是为了使文章的主题更加深刻。

那到底是女孩的性别好还是男孩的性别更合适呢？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两种性别究竟哪种更能体现文章的主题。

我们来换个角度来看看因性别而导致的几个与原文表达不符的事件。一、万芳与“我”调换裤子，连男孩子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放在女孩子身上的确显得有些生硬、不合情理。但换个角度思考就不一样了，正是这样连男孩子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万芳却做了，而且即便是被罚也是无怨无悔，这样是不是更能体现出万芳的“仗义”以及我们之间友谊的深厚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文章的许多地方再读起来就容易理解得多了。例如：妈妈软硬兼施的逼问中“我”宁可说谎也不愿意交代羚羊的下落，甚至是“哭着喊了起来”说“不”；在知道事情以无可挽回之时，“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这是无奈之泪亦是绝望之泪。“我”为了信守诺言，挽救友谊可以说是努力了也尽力了，而这一切也都源于“万芳是一个多么仗义的好朋友”。二、一个女孩在一个雨夜“冒着雨飞快的跑出门去”，而父母却不闻不问。男孩子冒雨出门父母也会担心，更何况是个女孩，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更能体现出父母的轻情重物的性格特点；对“我”而言，“我”的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则更能体现出“我”此时的无奈和绝望，与反悔破坏友谊相比这点雨又算得了什么？在这种被作者反复强调且放大了的友谊的前提下再看文章的结局，就有了不同的理解了：在孩子眼中友情其实比大人想的要牢固得多，它也并非是建立在某种物质、利益的基础上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单纯友好。因此，木雕已不再是衡量友情深厚与否的砝码，它不过是个“工艺品”仅此而已。

此外，编者的修改也可以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不要一味的听信权威要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要有自己的阅读感受。通过质疑还可以把文章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用现实生活检验文章内容，用文章内容来提升学生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感悟能力，并在不断地质疑和推理中获得新的阅读体验和阅读乐趣。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编者修改的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也已经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