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里——犹太人,德国的思想家、文学家,莎乐美年轻时代最忠实的朋友,(上千人中)最珍贵的“青春伴侣”(既不是夫妻,又不是情人,也不是伙伴),与莎乐美在柏林共同生活过五年。1901年“意外”(?)坠崖死亡。”这是我在《莎乐美和她的男人们》专题系列开题篇中的一段简要描述。
既不是夫妻,又不是情人,也不是伙伴,却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五年,而且在莎乐美接受了丈夫安德列亚斯的求婚后黯然离去,最后又“意外”坠崖身亡。这一连串的转折足以让我们半天绕不过弯来: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
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让人好奇让人愁(愁着不知该从哪里下笔)。尽管从二人交往的时间来看,也不过才短短的5年的时间。但直觉告诉我,保尔·里和莎乐美这段历时5年的另类生活,对于解读莎乐美至关重要。因此,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都不能忽略这一样一段离奇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保尔·里,似乎有个声音一直在提示我,一些答案或许就在他身上。既如此,让我们尝试着分别从不同角度来回顾和分析这段经历的因因果果
输得精光才痛快——保尔·里其人
保尔·里是犹太人,一八五零年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在父亲的强迫下先在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实际上他本人对哲学更加感兴趣。保尔·里曾经参加过德法战争并在一次战役中受伤,康复后回到大学继续学习,但这次不是继续学习法律,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选修了哲学。期间,认识了尼采并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尼采后来称赞保尔·里为“最清醒、最冷静的思想家”。一八八二年与莎乐美相识,并爱上了莎乐美,曾与莎乐美共同生活了5年(仅仅是同居关系)。与莎乐美分手后,去了慕尼黑学习医学专业,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为穷人治病。表面上靠行医治病维生,实则是为了逃避,这位博学、睿智的教授在疯狂的工作中逃避着痛苦和寂寞。一九零一年,“意外”坠崖身亡。
从保尔·里的一些哲学观点来看,他对人生充满了悲观论调,属于叔本华学派,但在主客观问题上,他又是康德的门徒。在保尔·里的骨子里,有一根非常致命的软肋:在他的内心深处埋藏着有一种极端的自卑心里,尤其对自己的犹太出身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自我轻蔑,经常为此而感到苦恼和自恨,每当涉及到这个话题他就十分敏感,甚至有点神经质。此外,他还有个不良嗜好,很喜欢赌博,并且非要输光了才痛快。
这是一个复杂的性格组合。首先,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一方面,不管他自己是否喜欢,但通过对法律的学习,培养了他的理性思考和逻辑思维(分析、推理、判断)能力;对哲学的系统学习和深入研究,使得他对人性的本源有着深刻的认知,尤其在伦理学方面,受康德的影响,对道德的来源和评判标准有着独到的见解。其次,对人生的悲观态度和极端的自卑心理,决定了他的人生需要来自外界的呵护。他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尤其渴望得到自己所爱的人的理解和关爱。再次,他那种非得输光才肯罢手的典型的赌徒心理,也必然地影响着他的其他行为,只要是他认准的事情,他会有一种超乎理性的执着,即固执。别人是“不碰南墙不回头”,他却是“碰了南墙也不回头”,不碰得头破血流不罢休。
对于这样一个思想丰富,却又敏感、自卑、执拗的人,假如他的追求与客观现实相吻合,那么他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是壮丽的;可是,假如他的诉求与现实相冲突,那么,无论他有着怎样的耐性,他的人生走向的最大可能将是壮烈的。一字之差,却相去甚远。
他的这种性格是否是造成他的人生悲剧的决定性因素?对此,我不敢妄言,但可以肯定的是,二者有着一定的必然联系。
人生若止如初见——罗马也风流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西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 夜雨霖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儿 比翼连枝当日愿
那兰若容的这首诗尽管早于保尔·里那个年代近两百年,但由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想必保尔·里是无缘一见的;否则,他又会作何感慨呢?是的,初见总是美好的,而结局却大都不尽人意。
前面已经介绍过,保尔·里是一个输得精光才痛快的人。不知是上帝的刻意安排,还是命运的巧合,保尔·里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与莎乐美邂逅。那是在一八八二年春天罗马的一个夜晚,莎乐美像以往一样参加朋友马尔维达夫人的沙龙晚会......接下来,我们让莎乐美自己拉开故事的帷幕,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马尔维达那里聚集着几个朋友,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在一阵钟声敲过以后,马尔维达忠实的管家特里娜闯了进来,附在她耳边激动地低声细语。之后,马尔维达快步走向她的秘书,抓起一把钱带了出去。在她回到房间时,她脸露笑容,有点儿激动,那块精致的黑丝头巾罩在头顶上。在她旁边站着年轻的、令她爱之如子的从蒙特卡洛跑来的保尔·里。她手忙脚乱地把赊欠的旅费塞给了等她付钱的侍者。他把钱——确切地说一个子不剩都输光了。”
这一年,保尔·里三十二岁,是男人已经成熟的年龄。不知道莎乐美是被保尔·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所吸引,还是对他那不落俗套的即兴演讲感兴趣,反正她很快就对保尔·里产生了好感;而保尔·里也被眼前这位不仅年轻漂亮,而且气质高贵、睿智脱俗的女人所打动。俩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很是投缘,似乎对什么问题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默契。晚会结束后,曲终人未散,两人相约漫步在罗马的夜色中,似乎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谈完。“夜空中繁星点点,我们在皎洁的月光的伴随下在罗马的街头信步而行。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一点点拉近......”
就这样,保尔·里在一个罗马之夜不期而至,突然闯进了莎乐美的生活。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每天晚上在沙龙中见面,然后一起散步到深夜,几乎走遍了罗马古城的每一个角落。听起来,这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一段充满喜剧色彩的浪漫故事的开端,然而,现实却总是这样捉弄人。剧情的发展就像不期而至的邂逅那样,随着短暂的高潮的来临,突然出人意料地落下了帷幕,就像罗马夏天的暴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这恐怕连两位主角自己也没有预料得到。多年以后,谈到保尔.里,莎乐美有这样一段回顾:“他没有料到,我想从来也没有——在这之前也没有,在这之后也没有——像在那个时刻非常需要像他那样的朋友。因为我迫不得已迈出了永远也收不回的一步(指与安德烈亚斯的婚姻),而这一步并没有把我和他分割开来,而是把我和我自己分割开来了。”
生活看似很美好——缺位的“共同体”
关于“共同体”,前面一篇《女人与鞭子》中有过一段关于“三位一体”的介绍。它源于莎乐美早年的一个梦境:她梦见自己与许多男性朋友居住在蔚蓝色的大海边的一座漂亮的大房子里,四周墙壁的书架上摆满了书,中间一个非常大的桌子,莎乐美和这些男人们围坐在桌子周围,讨论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亲如兄弟,彼此之间结成最纯洁的友谊。莎乐美一直希望将这个梦境变为现实,保尔·里的出现让她看到了希望。于是,她大胆地提出了这一设想。但是,遭到了包括她的母亲和马尔维达夫人在内几乎所有人的极力反对,大家都认为这种男女混居的行为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甚至连保尔·里也无法接受,因为此时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莎乐美,只是由于性格使然,他虽然不赞同但也没有表示反对,而是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们的交往。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保尔·里终于有一天按耐不住心中强烈的爱情之火,当着莎乐美的母亲的面向莎乐美提出了求婚。尽管莎乐美的母亲没有表示反对,但却遭到了莎乐美本人的断然拒绝。自卑心理极强的保尔·里经不住这当头一棒,感到心灵受到了重创,决定离开罗马。但是,优柔寡断的他在莎乐美的再三挽留和劝说下(或许他还心存幻想),最终不但留了下来,而且接受了莎乐美关于“共同体”的设想,并向莎乐美建议把他的朋友尼采也请来。此时,莎乐美并不认识尼采,但对尼采的大名早有所闻,所以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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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成员:莎乐美、保尔·里(中)、尼采
至于后来莎乐美如何认识尼采并成为朋友,乃至于三人如何建立了“三位一体”,这些情节在《女人与鞭子》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可惜好景不长,这看似浪漫的“三位一体”随着尼采两次向莎乐美求婚遭到拒绝后,尼采愤然离去,“三位一体”变成了缺位的“共同体”。当然,这对于一直心存幻想的保尔·里来说也未必是件坏事,至少此事成全了他与莎乐美其后5年的共同生活。
一八八二年十一月,莎乐美和保尔·里定居柏林,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段生活,既不是爱情,也不是简单的友情,而是“青春伴侣”。这段日子里,虽说保尔·里仍然没有从莎乐美那里得到他想要的婚姻或者爱情,但是,这种二人世界的生活毕竟让保尔·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他骨子里那种超乎理性的执着(固执)让他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候。事实上,两个人也确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生活,至少在莎乐美是这样认为的。这期间,莎乐美开始写作,并于一八八五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为上帝而战》。而保尔·里也在进行着他的哲学创作,只是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一部《论良心的起源》并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在尝试哲学创作失败后,保尔·里决心从事医学研究,又回到大学学习医学课程。这期间,二人在思想和空间上拉开了距离,不过仍可以经常见面,生活轻松而充实......
暧昧是把双刃剑——其实结局早已注定
当然,孤男寡女在一起生活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些许暧昧也是顺其自然的事。这种暧昧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使得正处于单恋中的保尔·里感到了些许的安慰,他总觉得接下来应该还有想象的空间,希望还是有的。然而,“画饼充饥”毕竟不能解决“肚子”的问题。结局似乎早已注定。
果然有一天,一个人的突然闯入打乱了他们的生活,并在其后不久结束了他们五年的友谊。这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卡尔.安德烈亚斯,后来成为了莎乐美的丈夫。
逃避了精神教父(吉洛)的初恋,拒绝了哲学狂人(尼采)的爱情,暧昧着情痴(保尔·里)的单恋,却接受了近乎陌生的安德烈亚斯的婚姻。弗里德里希.卡尔.安德烈亚斯,何许人也?关于这个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我前面的博文《莎乐美和她的男人们——<亲情篇>之奇特的丈夫》。为减少篇幅,这里不再罗嗦。总之一句话,莎乐美接受了安德烈亚斯的求婚,并且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保尔·里。不难想象,一直深爱着莎乐美的宽容忍忍却极度自卑的保尔·里,在得知这一消息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表面上的宽宏大量掩饰不住内心的痛楚和哀怨,这不啻于一场灾难,他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八八七年,柏林春天的一个雨夜,心灰意冷的保尔·里终于悄悄地离开了沙乐美,只留下了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行行好,不要寻找我。”这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一九零一年深秋,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保尔.里坠崖身亡。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慎掉下去的,还是自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保尔·里和沙乐美曾经一起在这里避过暑,那是近十年以前的事。
写到这里,我按奈不住内心的激动,眼泪差点掉了下来。不是对保尔·里的伤感,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无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性啊?毫无疑问,保尔·里是壮烈的,但这种壮烈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对此,我不敢妄言,我只知道要是换做我,绝不会这样做。我很赞同一位博友的观点:爱是有尊严的。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有天性的责任的——好好活着的责任!爱又如何?恨又如何?我们只能好好活着,好好地活出尊严——不仅仅为爱情!鉴于此,我甚至并不同情保尔·里。而对于莎乐美,除了要为她对保尔·里的暧昧背负良心的不安之外,似乎也无更多值得非议之处。可是,回到人性的问题上,叩问魂灵:我们可以尊重人性,独立也好,自由也好,都无可厚非。但人性是什么?莎乐美折射了一种什么样的人性?难道可以为了所谓的独立、自由的人性而弃社会责任和道德底线于不顾吗?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怎样去认识和实现自我的人性?这似乎是一连串深奥的哲学问题,以我的学识浅薄,实在难以解读......
保尔·里的死让莎乐美陷入了极度的自责和懊悔中,深感对不住保尔·里,良心上的不安折磨着她。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内心对保尔·里的愧疚:“晚秋发生的这个重大事件让我难受了好几个星期,事情太可怕了,只能用嘴说,保尔·里去世了。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他在塞莱里纳(上恩加丁)坠崖身亡。在那里我们曾经一起避过暑,但是最后几个夏天和冬天却是他孤独一人在那里度过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靠阅读以前的书信打发日子,我明白了很多东西,往日的一切不断像幽灵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最终的结论是:太多了我得到的太多了!对于一个人的命运来讲,我得到了太多的善良,这让人抬不起头来。”
然而,设想一下,假如时光能够倒流,莎乐美会对她的人生重新作出选择吗?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莎乐美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无论任何事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她只想要她想要的东西,而绝不会顾及世俗的条条框框和他人的感受。在莎乐美眼里,保尔·里到底应该如何定位?是哥哥,还是情人,抑或是伴侣?都不完全是!在她的眼里,保尔·里就是她精神上的保姆和生活上的伴侣。莎乐美看重的是保尔·里的宽厚、忍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就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让她时时刻刻感受到安全、轻松和愉悦。正如莎乐美自己的描述:“把我和保尔·里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一时的东西,而是永远的东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并且不担心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可解决的矛盾,这完全得益于他的性格,正是他的这种性格使得他能在几千人中变成唯一的最珍贵的伴侣。”字里行间洋溢着她对保尔·里的感激和珍惜。尽管如此,对于保尔·里来说,无论是婚姻还是爱情,都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他始终没有从莎乐美那里得到这两样东西。对于保尔·里的这些想法,莎乐美并不糊涂。她非常清楚保尔·里一直在深深地爱着她,爱得沉重又无私。她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给予保尔·里想要的爱情。可是,她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保尔·里爱她那是他的权利,她需要的正是保尔·里对她的这种无私无怨的爱,这也是她为什么能够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与保尔·里共同生活了五年的主要原因。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暂且剽来一用,算作《无言的结局》。
轻轻的我走了,
在这流泪的夜晚;
不是悄悄地来,
却要悄悄地走。
我已无力挥舞衣袖,
更不会带走一片云彩。
你那双顾盼的眸子,
已迷失了我的方向。
轻轻的我走了,
“行行好,不要寻找我”,
就让这春雨,浸润我的忧伤,
带上爱的记忆,逃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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