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句话，是由孟子明确提出来的。而在中国文化中，五百年是历史文化命运的大关键，三十年为一世，这一世当中有一个变化；六十年为一个花甲，两个花甲是一百二十年，又是一个变化；而一个花甲有五纪，即十二年为一纪，在“世”与“纪”的当中，又都有小的变化。六十年中小变化，一百二十年大变化，五百年更大的变化。

 

有一年，我曾在孔孟学会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问题，上古史因资料不全，暂不去说。从周文王到孔子为五百年算起，是第一期。到现在二十世纪结束，二十一世纪之初，刚好是第七个五百年开始。孔子以后这个五百年，中间就是汉朝统一，汉武帝跟董仲舒整理文化，这是第二个五百年。由汉武帝到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禅宗的传入为第三个五百年。然后由达摩祖师到宋儒的兴起，是第四个五百年。理学家的兴起到王阳明的学说影响整个东方民族，为第五个五百年。由王阳明到历经近百年来未有的巨变，为第六个五百年。这个历史的大命运，是一个关键。

 

所以讲算命啊，我们这个民族，处于交运脱运之间，是很苦的。在这个过来以后，你们青年一代，现在就要努力，未来五百年的命运，操之在你们的手里。不过要看你们能不能挑得起，五百年的命运能不能做一个黏胶，把这中间连起来黏住。假设你们还不能做个黏胶，前后就联结不起来了，中华文化断了怎么办？所以看青年同学哪一位能够充实自己，能够真正挑得起来，才能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我希望青年同学们将来有能力研究，这里包括了一个人性问题，人性之坏啊，无法形容。比如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争变乱下来，到孟子这个时候，那样大声疾呼也挽救不了那个时代。谁也没有能力挽救那个时代，到最后出了一个秦始皇，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汉高祖才统一天下。

 

为什么历史的演变会这样？由于人性太坏，个个都太坏了，又都想变好。为什么五六百年当中变不了？是什么力量？什么原因？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读经书要配合历史看，读历史要配合经书看，不然找不出原因。

 

我们中国文化的许多著作，不论是哲学史啦，文化史啦，对这个关键都没有发觉，而且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关键，也不把问题注意在这个点上，所以没有钥匙打开。我希望你们这些青年要把握这个关键所在，不晓得诸位了解了没有？我要跟青年同学们严正地讲，这里头有个大学问值得研究，对于人类社会国家民族极关重要。

 

整理自《孟子与尽心篇》《孟子与离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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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历史文化的演变与发展，我们可以再用一个新的观念来说，在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非常尖锐对比的事实，它始终存在于历史的现实之中。

 

一个是人尽皆知的历史上治权的事实，包括古今中外历代帝王的治权，这是一般人所谓的大业。另一个是学术思想的威权，它虽然不像历史上帝王治权那样有赫赫事功的宝座，但是它却在无形之中领导了古今中外历史的趋向，而非帝王将相之所能为。过去中国的文化界，尊称孔子为“素王”，也便是内涵有这个观念。这是千秋大业，也许当人有生之年，却是长久的寂寞凄凉，甚之是非常悲惨的，可是它在无形之中，却左右领导了历史的一切，而且它有永久的威权和长存的价值。

 

我们借用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两句话来讲，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确若合符节，并非虚语。因此，我们姑且借用西历纪元作标准，以五百年作一阶段，从历史分判中国文化思想的大势。

 

（一）周代文化——文武周公阶段

 

第一个五百年间，便要从周公的学术思想开始（约当公元前一一一五——公元前一○七九年间）。因为孔子的学术思想，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郁郁乎文武”的周代文化，是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

 

（二）孔孟思想的阶段

 

第二个五百年（约始自公元前五七一——公元前五四五年间），才是孔、孟思想兴起的阶段。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三七二年）。由此而经六国到秦、汉时期（公元前二五五——二○二）。孔、孟与儒家的学术思想，虽然崛立于鲁卫之间，但当此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普遍流行，道、墨、名、法、纵横、阴阳等家，弥漫朝野，它被诸侯之间所接受和欢迎，还胜于孔、孟思想。即如汉初统一天下，从文景开始，也是重用道家的黄、老思想。一直到公元前一四○年间，由汉武帝开始重视儒术，再经公孙弘、董仲舒等的影响，因此而“罢黜百家，一尊于儒”。孔子的学术思想，和董仲舒等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才从此而正式建立它的学术地位。

 

这也正是司马迁所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的阶段。但在西汉这一阶段的儒家学术思想，着重在记诵辞章与训诂之学，并无性命的微言与道统问题的存在。而且当时的代表大儒董仲舒，他是集阴阳、道家思想的儒学，也可以说是外示儒术、内启阴阳谶纬之学先声的儒学。至于公孙弘等见之于从政的儒行，几近“乡愿”，远非孔、孟的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上列述公孙弘的史事，备有微言，不及细述。

 

（三）儒、道、佛文化思想的交变阶段

 

第三个五百年开始，正当东汉的时期（王莽于公元九年正式篡位。而且扬雄所著《太玄》的术数之学，另启东汉阴阳术数的儒学思想之渐）。由此经汉末到三国之间，也正是儒家经学的注疏集成阶段，将近三百年来两汉的儒学，到此已近于尾声。代之而起的，便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三玄”——《易经》、《老子》、《庄子》之学的抬头。从此历魏、晋、南北朝而到梁武帝的阶段，便是佛教禅宗的初祖——达摩大师东来的时期（梁武帝自公元五○三年建国，达摩大师的东来，约当公元五一三年间的事）。我们必须注意王莽的思想，也是承受儒家政治思想的一脉，以恢复井田制度的理想为目的。但他缺乏心性修养之学的造诣，与孔、孟的儒学思想无关。

 

在这第三个五百年间，自汉末三国之际，由于佛教传入之后，儒、佛、道三家的优劣，和宗教哲学的争论，以及有神（非宗教之神的观念）与无神之辩，一直延续到隋唐之际。有关这些文献的资料，我们都保留得很多，可惜注意它的人并不太多。因此可说这个时期，是儒、道、佛文化思想的交变阶段。

 

其次佛教的各宗，也在此阶段开始逐渐萌芽。例如与禅宗并重的天台宗，也自梁天监十三年到唐贞观年间正式形成。负有盛名的天台宗智者大师，便在隋开皇十七年间才开张他的大业。如果以儒家学术为主的立场来讲，这五百年间可以说是儒学的衰落时期。

 

（四）隋、唐文化与儒、道、佛及理学勃兴的阶段

 

第四个五百年，便是隋、唐文化到宋代理学兴起的阶段。中国佛教十宗与中国佛学体系的建立确定，便是由隋到初唐而至于天宝年间的事（约当公元六○○——七五六年间）。但这个阶段，却是中国文化最光荣的阶段，也可以说是唐代文化鼎盛的阶段，可是儒家的学术思想，除了词章记诵以外，并无太多义理的精微。

 

自唐太宗“贞观”之后，从达摩大师传来一系的禅宗，南能（在南方的六祖慧能）和北秀（在北方的神秀）之后嗣，便大阐宗风，风靡有唐一代。我们如果强调一点说初唐的文化，便是禅的文化，也并不为过。但在此时期，道教正式建立，道家和道教的学术思想，自“贞观”以后，也同禅宗一样，同样地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佛教受到禅宗影响而普遍地宏开，于是引起中唐以后，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韩愈辟佛事件。

 

韩愈辟佛开启了宋儒理学的先声。韩愈辟佛事件及其著作《原性》《原道》和《师说》的名文，是在唐宪宗“元和”间（约当公元八一九年）的事。我们说句平实的话，只要仔细研究韩愈的思想和当时文化与宗教的情形，与其说韩愈是在辟佛，毋宁说韩愈是在排僧，或者可以说激烈地在排斥佛教的形式而已。至于韩愈在《原道》中所提出“博爱之谓仁”的思想，那是从他专门研究墨子思想的心得，融化入于儒家思想之中。一般人都忘了韩愈的学问，致力最深的是墨学，因为后世很多人忘记了这个重点，便人云亦云，积重难返了。其实，除了韩愈的辟佛，渐启后来宋儒理学的先声之外，真正开启宋儒理学思想的关键，应该是与韩愈有师友关系的李翱所著之《复性书》——文。

 

禅宗五家宗派的隆盛，由公元七七○——八五三年到公元八八四——九五六年之间。禅宗的五家宗派，鼎峙崛起，各自建立门庭，互阐禅宗。如沩仰宗所建立○（圆）相的旨趣，开启宋代“太极图”的先河。曹洞宗的五位君臣，取《易经》重离之卦的互叠作用，激发宋代邵康节的易学思想。临济宗的“三玄三要”之旨，对宋儒理学的“太极涵三”之旨趣，极有影响。此外，云门宗和法眼宗的说法，也都与理学有息息相关之妙。

 

（五）宋明理学与王学的阶段

 

第五个五百年，便是继晚唐五代以后宋代儒家理学的兴起。宋太祖的建国，正当公元九六○年间的事。到了乾德五年（公元九六七年）便有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五星聚奎”（五星连珠）的记事。这个天文星象的变象，也就是后世一般人认为是感应宋初“文运当兴”的象征，因此认为宋初产生了理学的五大儒就是“五星聚奎 ”的天象应运而生的。

 

到了宋仁宗景德年间（约当公元一○○○年间），儒家的理学大行，已有要取禅宗而代之的趋势。但在此之先由宋真宗开始，道教也大为流行，一直影响了徽、钦北狩和高宗南渡的局面。在此同时可以注意的，便是公元一○六八年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又想要恢复井田制度等的理想，因此宋代的党祸和理学门户之争，便也在此时期揭开了序幕，这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一件非常遗憾，也许可以说是一件很有趣的史事。

 

可是在当此之前五百年间，禅宗的王气将衰，到了这个五百年间，宋代五大儒的理学思想，崛然兴起而替代了禅宗五家宗派的盛势，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由宋儒朱熹、陆象山开始，经历元、明而到王阳明理学的权威时期。朱熹生在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年），卒于庆元六年（公元一二○○年）。陆象山生于绍兴九年（公元一一三九年），卒于绍熙三年（公元一一九二年）。朱熹的“道问学”和“集义之所生”的宗旨，和陆象山的“尊德性”而直指心性，不重支离琐碎的探索，便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有名朱、陆思想异同之争的一重学案。到了明代宪宗成化、嘉靖之间（约当公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间），王阳明理学的思想大行，从此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的领域，大半都是陆、王的思想。

 

（六）明清儒学与近百年历史的巨变

 

第六个五百年，就是开始经明武宗而到万历，王学大行，末流所及，弊漏百出，终至有“圣人满街走，贤人多于狗”之讥。理学到此，已势成强弩之末，也与禅宗一样，都有等分齐衰之概了。

 

清初诸大儒，如顾炎武、黄梨洲、顾习斋、李二曲等人，遭遇国亡家破之痛，鉴于明末诸儒“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迂疏空阔，大唱朴学务实，学以致用于事功的成就。一变明末理学的偏差，大有宋儒陈同甫、辛弃疾的风范。而且极力鼓吹民族正气的良知，延续中华民族的正气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因此影响直到清末而产生了国父孙先生的思想，如“建国方略”和“心理建设”等等，也可以说是承接顾炎武、黄梨洲之后而继孔、孟儒家思想，融会古今中外的文化学术而构成简明易晓的大成。

 

由满清入关而到“甲申”建国的时期，也便是公元一六四四年间的事，从此自十九世纪的末期而到现在的世纪交替，我们的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又遭遇一个古今中外未有的巨变阶段。理学的形式和禅宗的新姿态，似乎正在复活，它将与古今中外的洪流，有接流融会的趋势。

 

衡之历史的先例，以及“易经”术数之学的证验，很快的将来，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必将又要重现于世界了。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我们立志，记住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训，作为国家、为自己事业前途的准绳。

 

整理自《中国文化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