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

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讲到这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须要人生的经验。

在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实验的，就是政治和军事。这两个东西，包罗万象，变动不居。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专制、君主、民主、集体，究竟哪样好？谁能下得了这个结论？尤其现代的中国，几十年来，西方的什么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玩过，结果如何呢？所以为政的人是要了解人生，要有经验，要多去体会。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编到《为政》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本身的修养以及作人做事的艰难，并不简单，要效法他这个精神，在工作上去体会、了解它，才把这一段编到《为政》中来。

从上面几段，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简单的四个字——“人情世故”。

讲到人情世故，中国人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这是很坏的事。如果说“这家伙太世故了！”便是骂人。尤其外国人批评中国人，几年前在《中央日报》我就看到这样的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这里一般年轻人的反应，认为这个外国人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我说你们不要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留学两三年，就能懂中国文化，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

为政以“德”为本，再以学来培育“诗”的温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备了为政的条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个军人，把中外古今的军事思想理论都翻遍了，但是连枪怎么放都不会，二等兵上等兵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这等人充其量只能当个参谋，绝对不能带兵上战场的。所以《论语》行文的气势，轻轻一转，把孔子的简略自传编进来了。也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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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要成大功、立大业、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老实说，我们这老一代，比他们都行。为什么？我们所经历过这一时代的大乱，今日的年轻人看都没有看到过。逃难、饿饭、国破家亡的痛苦，更没有经历过；也许说在电影上看过，但那是坐在冷气里的沙发上看的。学问是要体验来的。所以孔子的这句话，要特别注意。

《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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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他说你所谓体谅部下、一般人，体谅你的部下；你如果是教书的，就要体谅你的学生。体恤群臣，那么，就是刚才我提到宋朝的政治、宋朝的历史一样，“士之报礼重”，知识分子还报你的、报答你的礼貌也是一样。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历史上有名的宋朝这个朝代，三百年来，那真是，他对于相权的建立，对于文人、学者那个礼貌，礼貌有加。所以后来你看，武臣有岳飞等等，精忠报国，这是我们历史上榜样。文人如文天祥、陆秀夫，还有很多很多，不过他们两位是代表；都拿自己这个生命、文化生命报答这个国家，报答这个政权。这就是证明这一句话：“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回报你是这样忠诚。

那么你由这个历史的经验，同样的做人、个人的事业也是一样，你能够体恤一般人、体恤你的干部、尊重你的干部，这一班替你做事的人也是报礼重，就是人之常情。所以中国文化讲人情，这个叫做人情。

下面再继续下去，他说：【子庶民则百姓劝。】所以你做一个政治上的领导人，你认为天下国家所有的国民就是我的子女、孩子，一样地爱护他，尽量地爱护他、照应他。他说“百姓劝”，这个百姓是古代宗族社会一个名称。就是古人、每一个人血统不同，姓氏不同。这个“百”字不是只指一百个，代表了很多的血统、种性的人。自然相劝。“劝”是什么意思呢？在古文里头“劝”——就是他一天到黑，王家到李家串一番，李家到张家又去访问一番，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所谓“劝”就是现在讲社会自然就会有感化的作用。社会的风气自己起了感化的作用，彼此交互的感化；不要你去教育他，自己互相勉励、互相感化。这就是古文“劝”字的意义。不然是“劝”嘛，大家跑去一天到黑拉情分，看到你快要睡觉了，还坐在客厅里跟你谈到夜里两三点。那是什么？“哎，这是百姓劝哪！”那就是神经病，不是劝的道理。劝就是互相感化、感应，这是“劝”。

《中庸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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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铭赐（交大管理科学研究所）问：我个人没什么工作经验，还在念书，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的问题，总觉得中国人好像事事讲人情。“情、理、法”，情摆在第一位，这种情形在少数两个人相处还好，但扩大到整个社会，一个国家政策的推行，就产生了阻碍，比如法律常常为人情所扭曲，是不是中国的民族性就是这样，有何解决的办法?

南怀瑾老师答：

你不要看了仁义、道德、人情等名相给唬住了，为什么孔子提倡仁义道德、提倡孝道，这是告诉你，这个民族性偏差到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路上去的太多了。几千年来如此，现在还是一样。释迦牟尼为什么在印度提倡众生平等，印度最有阶级歧视，最不平等，所以他高呼众生平等。你知道吗?西方人为什么提倡自由，因为当时中古时代的欧洲最没有自由。你们要是懂得这个道德，你们可悟到人生的道理。一种教育方式，就像开药方一样，生了那一种病，就开那一种药，中国民族就犯了这个不仁又不义，不忠又不孝的病，也可说这个民族最不切合人情的实际。只要有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分成了三派意见，痛苦极了。别的民族不一样，在自己家里吵吵闹闸，对付外人就不同了，会议上吵得一蹋糊涂，出去了还是两个肩膀搭在一起，喝酒去!同是议场的事，中国人就不一样，今天吵了，出门还蹬你眼睛，再不然暗里捅你一刀，真是不可理喻，所以人家的民族可以讲民主、讲自由。我们没办法讲，讲了一定要出大问题的。

最近常在报纸上看到外国学生的文章，说中国人讲人情，那是讽刺!这里的人还赞成说这个外国人写得好。这不是一笔混帐吗?自己的文化都不懂。外国人批评说人情便是拿红包，请你吃一餐，坐坐咖啡馆，弄个火腿，过年时用绳子吊起来，前街送到后巷，我拿到送给他，他拿到再送给别人，别人拿到再送给我，转了一圈又一圈，那不是人情啊!

不过，话说回来，送东西也对啊!礼记上讲“礼尚往来”，这个人情是：你来看我，我也去看你；你来过电话，我必须回个电话，这是讲“礼”啊!不是应酬啊!因为万一你来找我有事，我去看你也许能够帮上你的忙。我答覆你的问题就是这样，不晓得我讲清楚了没有。

《南怀瑾讲中国式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