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离任前的最后一次返乡，同为台山老乡的美籍华裔摄影师Alan Chin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这一幕：

骆家辉村里的小学消失了，村里100多户人家现在还不到40户；

Alan Chin本人也找不到通向祖父母坟墓的路，却发现离开者和留下者之间的裂痕。

某些东西渐渐失去了，即使还没有全部。

■ 采访、撰文、摄影 Alan Chin

正如在台山的其他乡村，甚至中国其他许许多多乡村一样，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孩子上学，学校无以为继，只能关张了事。”

骆家辉的故里长塘吉龙村，是广东台山的典型乡村。村里的房子间杂着传统的青砖房和现代的混凝土建筑，村前有一个景致不错的池塘。绕着村庄是大片的田野，时不时有水牛缓慢踱着步子走过。尽管大冷的天，下着大雨，但当骆家辉回到台山的时候，仍然有两支舞龙队伍和150位亲戚、乡民、当地官员、记者和警察在热情地欢迎他。

“村里70% 的人都移民出去了”

骆家辉抵达吉龙村的一个小时前，他的先遣组来到村里，向村民作了自我介绍后说，骆家辉希望参观当地的小学，这也是他在参观中国其他地方时向当地民众展示善意的习惯做法。然而他们很快得知，村里的小学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一个工厂。正如在台山的其他乡村，甚至中国其他许许多多乡村一样，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孩子上学，学校无以为继，只能关张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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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群的一旁，骆家辉87岁的六公骆耀章由两个年轻的本家亲戚一左一右搀扶着，在伞下站着等候。骆家辉从人群中艰难穿过，走到六公面前，给了这位家族元老一个拥抱，之后牵着他的手，一起往祖屋走去。他们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而这两分钟的路程也是他们唯一能享有的一点私密时间。走进祖屋后，人们就继续向他们俩涌去，根本不管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如何一再恳求给他们留出一点私人时间。一位美国工作人员用英语问另一位：“……这些人到底是谁？都是亲戚？”另一位回应：“……他们都说自己是兄弟或者叔伯，但是谁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中国的乡村里，每个人之间都是远亲的情况非常常见，大家都互称兄弟叔伯，所以大家对工作人员尽力维持秩序也只是报以哈哈一笑。

这间祖屋实际上是最小的一种“华侨屋”。2010年，骆家辉这样描述吉龙村：“我祖父在那间屋子里出生，我父亲也在那间屋子里出生。房子里没有什么电器，也没有我们认为应该有的很多设施。没有洗衣机。没有抽水马桶。没有电脑，甚至整个屋子只有一盏电灯。这条件和19世纪末我祖父离开前往美国时一样。”

六公骆耀章和六叔婆伍银叶并肩坐在椅子上，面前放着一个电暖器，用来驱寒。除此之外，整个屋子仍然还是只有一两盏电灯。遵照传统，骆家辉点了香，爬梯上去，把香插在家族神位前。下来后，他指着六公破旧的拖鞋问：“您鞋子好穿么？需不需要新鞋子？”但六公只是露齿一笑，耸了耸肩。

在门外，80岁的Edwin Lee也正好从美国加州的Fremont回来探亲。他1953年就离开了这里，1983年后开始时常回来。他说：“大概5年前，村里在修通往外面的路。骆家辉先生捐了1000美元，他父亲那时候还活着，捐了500美元。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也都捐了款。这才让这条路得以修通。”其实只是一条道路的宽度，骆家辉为一个不大的工程做了一点小贡献。

在农村，很多当地人和移居海外的人，发家致富后都会回来兴建豪宅，或者捐助医院和学校。吉龙村想必也从中受益？但我的感觉是，虽然骆家辉身居高位，炫耀性的花钱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他的做派。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的亲戚日子可能还没有别人过得那么好，因为骆家辉如果给他们钱，可能还会招来嫉妒和怨恨。

一位70多岁高龄的邻居何太太说：“今年4月骆家辉和他的太太回来清明扫墓的时候，他们拿了两只烤猪出来请大家吃。来客坐满了一屋。不过，这个村里70%的人都移民出去了，去了美国和加拿大。这村里原来有100多户人家，现在还不到40户。”

很难找到通往祖父母坟墓的路

和大使一样，我也是美国籍的台山人。我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的华人里，大概有2/3来自台山。今天这个情况已变了，但如果一个中国家庭在美国生活了超过一代人，便很有可能是来自台山。

1989年我第一次回到台山，那时候我才18岁，我父母要让我看看那个他们经常提起的村庄。我的家人也为村里的修路捐了钱，但通往台城的主路依然是土路，老的新宁铁路在1938年抗日的时候为防日军占用而被损毁，一直没有修复。

和吉龙村一样，我在三合的祖屋和整个村子也都很简陋。只有宽裕的家庭里才有电冰箱或者摩托车。当我发现家里没有抽水马桶和现代化设施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惊讶，而我的父母亲对这个村子与他们40年前离开时相比毫无进步，感到震惊和失望。

在此后的近25年里，我也已经多次返乡。我看到人们已经人手一部手机，台城也在不断发展，盖起了高高的商品房。所有的主要道路都修得很好，年轻人炫耀着他们染成紫色的头发。但是我的村庄还是没有多大的改变。村里一直讨论要装一套像样的污水处理系统，但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大笔的捐款，这永远只是一个梦。而且那么多的人已经离开这个村子，对于留下的人们而言，如果他们也打算在某一天离开，那么也不可能在这个村里有什么发展计划。

当我们第一次回乡时，我们也有烤猪，也有舞龙，也有鞭炮。那真是让人记忆深刻的一天。而现在，回乡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来是因为已经没有多少能记得我家人的高龄老人还在世，也没有多少远房亲戚。此前，当我抵达台山的时候，我也去祭拜了我的先祖。他们的坟墓在一座小山坡上。

因为不是扫墓的季节，上山的小路被茂密的植被遮盖，难以找寻，要找出一条路来非常艰难。我的堂兄说：“以前的人会上山来捡柴火，所以就会走出清晰的路。但现在谁还干这事？家家都用上了炉子和电暖气，再说，村里也没多少人住着了。现在在大路边上的柴火都没人稀罕。”即便是他，都很难找到通往我祖父祖母坟墓的一些标记。我父亲在年轻时曾在沿途的石头上刻了许多标记。而我只能在我手机的GPS和GoogleMaps上标记我所在的位置并发回我自己的邮箱，以便下次再来的时候能够找到路。

离开者和留下者的裂痕

我能够看出骆家辉如何努力地在他的家庭亲情与他作为美国大使的责任感之间作出平衡。但他和亲戚（不管是真的还是号称的）之间的距离，是没法单纯用好意来填补的。我在我的故乡也感受到了同样的距离，我作为一个纽约人、一个记者，和我的村民们之间的距离，同样的大。我们怀着伤感、尊敬和爱，去见每一个人，但我的问题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恨不得把一个照相机粘在脸上，他们不存在这样一种生存状态。

但我知道，当我们越来越融入这个逐渐全球化的时代，时间和空间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和个人的方式扭曲，总会有些细微的尴尬和误解，即便我们用的是同样的词语。这种尴尬会发生在我们与不太熟悉的人说话时，但现在的情境是，血缘和环境使我们绑到一起，却好像又把我们分开。

在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我们的亲戚对我们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希望我们能让他们一夜致富，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作为移民要辛苦打拼，在海外的生活并非他们想象的轻松而富贵。这在他们听起来像是借口或者是骗人的谦虚。吉龙村的Edwin Lee说：“……在以前，那些在美国的中国人只有三种工作选择：洗衣店、餐馆，或者赌场！”他在餐馆工作，我的父亲在洗衣店和服装厂工作。骆家辉的祖父在美国做的是家庭帮佣，他的父亲是厨师，后来又经营一家杂货店，曾被歹徒持枪抢劫过一次，险些丧命，救过来后活到了93岁。

我记得1997年的某一天，我住在台山一家酒店，一天早上，6点钟被敲门声惊醒，一个远房兄弟要我为他的项目投资—买一辆小面包车。据我所知，一些在海外的中国家庭不愿意回国，就是因为类似这样的经历所致。

中国和全世界都在进步。骆家辉曾说：“在过去的几十年，几百万中国人从普通的村民变成了中产阶层，就像台山的人们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得到了很多。我是受益者之一，骆家辉是受益者之一，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可能也是受益者之一。但有某些东西渐渐失去了，即使还没有全部。

离去的那些人们及其后代，与留下的人们之间的裂痕也产生了变化。从一方面看，乡亲们的期望值没有那么戏剧性了。随着卫星电视和网络带来的信息铺开，即便是最偏远山村的人们都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见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但从另一方面看，裂痕也还在加深，比如对我来说，坐飞机从大洋彼岸回到中国就如同坐一辆大巴一样方便，但这种交通的便利性对于很多人依然遥不可及。

对很多美国人而言，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后代，他们对过去有一种天然的抗拒，并表现出活在现在和实干精神的风貌，这当然非常充满活力。同时，通过这些命运的转变和选择，我们中的某些人总还会保留一些内心的愿望，希望与历史、与我们的故乡保持某种联系，因为感情和思乡情绪是人的本性。骆家辉回台山祭祖，这些都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了。而不和故乡的亲戚们联系，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在亲戚关系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平等，即便在某些情况下，国内的亲戚们可能比那些漂泊在异乡做着苦力的人们更成功。

在吉龙村呆了一个下午之后，骆家辉向村民挥手作别，表示不久之后还会再回来，说完驱车离去。那些亲戚（真正的亲戚）给六公和六叔婆倒了热茶，收拾好屋子后，也离开了。十分钟后，这个村庄又恢复了宁静，和骆家辉回乡前的宁静早晨如出一辙。

(非常感谢Alan Chin百忙中为我们做了这个报道。12月27日周五，我们将邀请Alan Chin在广东省博物馆举行“从战争到和平，一个美籍华裔战地摄影师的视界”摄影讲座。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前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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