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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我们如何提高判断力？

朱斌

     在今天这个信息大爆炸时代，学会判断信息的真伪变得更重要。

     “得到”APP《硅谷来信》专栏里，美国硅谷著名投资人吴军老师介绍了三个提高判断力的准则，我看过之后觉得是干货，用自己的语言整理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准则一：寻找逻辑漏洞

      判断一个说法是否符合逻辑，就看它是否能被证伪。科学理论与其它理论的区别在哪里？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给出了一个判断标准——可证伪性，作为验证一个理论是不是科学理论的必要条件。 

      可证伪学说中有个著名的例子，说的是当我们观察到所有天鹅都是白色时，可以得出“天鹅都是白色”的结论，并用其指导实践，这是个科学论断。这个论断的可靠性不取决被再次验证的次数，而取决于可证伪性，即只要找到一只黑天鹅，原论断就被推翻了。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被不可证伪的说法忽悠。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永远是片面的，只是在不断接近真理而已，我们自认为的那些自洽的、被证实的理论，或者自认为找到的原因，可能不过仅仅是一种可能合理的解释而已，并非构成因果关系的原因。

      比如上个世纪末，美国纽约的犯罪率大幅下降。关于这个变化原因，有人提出因为从70年代起美国堕胎开始合法化，导致非婚生孩子减少，而在美国单亲家庭的孩子是犯罪率较高的群体。这种说法对不对呢？美国其他城市的犯罪率并没有明显下降，仅仅纽约下降明显，因此未必是主要原因。

      美国从70年代堕胎开始合法化，堕胎率增加了，但是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并没有减少，而在过去的30年，拉丁裔单亲家庭的比例还在不断上升，非洲裔则持平没有减少；另外，美国真正的堕胎率高峰是1980年－1995年，大约是70年代的三倍。照这个理论，2000年之后纽约的犯罪率应该进一步大幅下降，这也没有发生。

      另一个说法是纽约是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安装摄像头，犯罪分子不敢犯罪了。这个说法听上去也有道理，能够自洽，但是本身也很难证伪。如果放到更长的时间和空间里，它就可以证伪了。

       从时间上讲，纽约大规模安装摄像头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事情，而纽约市犯罪率大幅下降是1994年的事情。如果往后看，到了2005年，纽约市的摄像头比“9·11”之前多多了，但是犯罪率下降并不明显。从空间上看，芝加哥、巴尔的摩和圣路易斯都安装了摄像头，治安从来不见好转，反而也变得差了。

      真正比较有说服力的原因是，从1994年到2001年这段时间，纽约有铁腕市长朱利安尼当政，他强力打击犯罪，清理城市。纽约过去有一个让开车的人非常头疼的事情，一群非洲裔的男子在红绿灯处给停下来的车强行洗车，强行要钱。这种事情是明目张胆地进行的，和装不装摄像头没有关系。

      朱利安尼当市长后，对这种极小的犯罪也照抓不误。另外对那种往大楼墙上泼墨的行为也是见一个抓一个。对于妓女则开始驱赶，打掉了妓女工会，对嫖客则将他们的信息登报。对于市民也严格要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使得社会风气开始好转。

      纽约市犯罪指数从1994年开始大幅下降，到2001年基本上稳定在今天的水平。纽约治安的改进是一个局部特点，任何适用于全国的原因（包括堕胎和装摄像头）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另外，它变化最明显的时候就是朱利安尼当政的时期，在此之前没有变化，之后也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朱利安尼铁腕治理城市，是一个最为直接重要的原因。

       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判断一个观点或推理是否正确，一是相信常识，常识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被证实和证伪的；二是相信逻辑，有些专家的结论看似合理、自洽，但不可证伪。

      准则二：进行成本分析

      有些观点或理论虽然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也可能是诡辩，要判断其是否靠谱，需要借助成本思维进行分析。

      比如，近些年卖保健品的销售人员盯上了退休有钱的老年人。这些推销保健品的人的营销水平特别高，让很多老人每月平均花在保健品上的钱，比他们吃饭开销高出好多倍。

      老一代人常常因为过去过得是苦日子，舍不得吃，为了省几块钱的菜钱，会一大早跑到早市上去买便宜的蔬菜，但是买那些保健品，几千几万花起来都不心疼。

       不光如此，他们的儿女要是劝说他们不要买，这些老人听后还不高兴。儿女讲多了，老人们就会说：“你们做儿女的，不关心我们也就罢了，别人（指卖保健品的人）关心我们，你们还说三道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老年人购买保健品上瘾，有这样一些共同特点：

       1. 老年人身体多少有点毛病，身体会时不时地不舒服。

       2. 老年人都对西药的副作用很担心，宁可相信保健品，也不相信药，没事也懒得去医院。

       3. 孩子们工作忙，和老人交流不够，因此久而久之老人有什么事情也就懒得找孩子咨询了。

       4. 卖保健品的销售人员替老人的孩子当了孝子，这点很重要。他们深得老人们的信任，老人们一致觉得他们是真正对自己好，为自己的身体着想。

        5. 一些保健品，刚开始用的时候还真有效，是心理作用，还是有什么成分，或是什么原因，大家也搞不清楚。但是绝大部分后来其实没有什么作用，但是老人又不敢不用（有时是被吓唬住了）。

       老人们认为那些卖保健品的人，是关心自己的人，这个判断从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但如果从成本思维角度来分析，这些卖保健品的人就不靠谱啦。

       我们都知道干什么事情都是有成本的。那些销售人员自己也要养家糊口，每个月花那么多时间帮忙和照顾老人们，这些时间都是有成本的。找个保姆照顾自己要多少钱，就知道他们每个人每个月必须从你们身上挣到多少钱了。另外，他们也不是敲开一家门，就能卖掉一份的，因此那些失败的推销，成本都要算到老人头上。

       另外，如果老人们在医院看病，且不说医生们多少要受医德的约束，为了自己的晋升要认真治病救人，就是现在的医闹也让他们看病时非常小心。由于他们犯错误的成本非常高，因此还是信得过的。那些到小区去推销产品的人，真要出了什么事，他们跑了老人们都没有地方去找。也就是说，他们犯错的成本非常低。

        如果老人们能从成本思维角度分析推销保健品的人的做所作为，也就不会被这些人表象的“活雷锋”行为迷惑啦。成本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时都难以避免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拿它作为一把尺子考量人们想法和做法的初衷，是非常有效的。

        准则三：判定利益冲突

        如果有专家或名人通过媒体表达出某个观点或立场，你不能只听他的公开说辞，还要看看他说出这一观点时背后的利益考量，这就是判定利益冲突准则。

        比如，今年6月2日，美国特斯拉电动车的老板埃隆·马斯克，因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是2015年世界上近150个国家签订的共同减少二氧化碳排量的协定，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并义正严辞地说特朗普如此不关心人类的未来，你封我的“科技顾问”不要了，并提交了辞呈。

       你如何看埃隆·马斯克的立场？你是否为他这一举动叫好。如果你从《洛杉矶时报》等媒体上了解更多一些信息，你会看到埃隆·马斯克做出这一举动背后的玄机——利益冲突。

       埃隆·马斯克创办的特斯拉电动车，到目前为止销售不到20万辆电动汽车，获得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近50亿美元的补贴，其中大约20亿以现金的形式直接给了车主，剩下的给了他公司本身和充电补贴，平均每辆车补贴两万多美元，是美国一辆中等价位汽车的售价。

       如果特朗普改变美国的能源政策，取消了对特拉斯每辆车1万美元的现金补贴，以及很多低价甚至免费的充电优惠，很多人就不买特斯拉了。

       可以想象，到时候特斯拉的生意会受到政策的影响，但是埃隆·马斯克直接呼吁补贴显得太赤裸裸地占便宜了，于是他找准这一次机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这样显得冠冕堂皇。不过，大家很快算清楚这个账之后，发现了他的利益冲突，因此对他讲的道理根本听不进去。

       埃隆·马斯克是新能源领域有发言权的人，但是他讲的话是否都有道理则要两说。有些时候他是站在中立立场上讲，有些时候则是站在他公司利益上的，因此判断他的话是否可信并不难，只要看看他和他的公司是否是那种观点的受益者即可。

       利益冲突是我们每天都可能遇到的事情。在工作或生活中，我们要看懂别人的真实意图，不能仅看他表面上说了什么，还要看他背后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总结一下，我们判断一个人的观点或结论是否正确，如果通过自己的常识无法轻而易举看出，还有三个重要准则：一是从逻辑上看其是否站得住脚，即是否能被证伪；二是如果逻辑上能自圆其说，那就从成本上分析其行为是否合理；三是不仅看其表面上的言辞是否正确，更要从背后探究其行为的利益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