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为响应毛主席的“知青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刚满十六岁的我，怀着满腔的热情，毅然地毫不犹豫地报名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当时对“插队落户”这个词语的含义并不清楚，也没有细想，只知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必须的。

    1969年3月9日，我随着上海首批赴黑龙江插队落户的1000个知青踏上了绿皮火车，随着一声汽笛响，我们的身份也就在此刻被改变了，从“学生”变成了“知青”，身份的改变竟然是如此之快，快得让我们有点措手不及。

    身份的改变在刹那间，可角色的转却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在农村插队落户，知青和农民一样必须挣工分吃饭。

    记得1969年4月，下乡刚一个月的上海知青们，就赶上了生产队评工分，知青们不知道“工分”为何物？那天收工以后，当生产队长到知青宿舍通知大家晚饭后队部去评工分时，知青脱口而出的话竟然是：“工分是干什么用的？”“我们不要工分”。听得队长一愣一愣地扭头走了。

    晚饭后知青们去了，看着在炕上抽旱烟的村里的大爷们，知青们感兴趣的是大爷嘴里叼着的自己手卷的一头大一头小的纸烟卷儿，看大爷们动作利索地卷烟。

    评工分的程序是“自报公议”，不知道工分与自己的利益有什么关系的知青，出于谦虚，自报时都报得很低。那是我们参加的第一次社员评工分，知青的工分是全村最低的，连村里刚刚干活的小姑娘的工分都要比上海男知青高许多。第一次的评工分，给知青们来了个措手不及，还来不及想明白，来不及搞清楚，自己的“工分”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渐渐成熟了，明白了“工分”与自己的关系，认识了“工分”的重要性，工分就是自己的养命钱。从此以后，知青们劳动中出大力流大汗，评工分“自报公议”时也能实事求是的为自己争取应得的利益了。

     令我感到到幸运的是，我插队的地方是个地处小兴安岭傍着黑龙江的富裕小山村，我们在那里和农民一样辛勤劳作，养活自己是绰绰有余的。在我的人生中永远地保留了那段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养活自己的经历。

        摄于1969年四月，下乡不满一个月。
       第一排左起：蔚龄  阿龙  福斌  老贫农付大爷。

        第二排左起：冰花  美芳  谊明  张勇。

       第三排左起：惠平  沈满  利民  高龙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