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岛上有一条天仙河，天仙河畔有个朱家宅。那是我家的老宅，从前的“天仙河朱家宅”小有名气。

 曾祖父建造的朱家宅，是个很大的宅子，二进院落，大约有二十来间房屋。宅子的后面是一个大竹园，三面环河。

听外婆讲：原先的“朱家宅”可气派了，门口有两只石狮子把门；院子里种着两棵高大的桂花树，一到秋天，满院都是桂花香。

解放以后，朱家宅衰落了，我的记忆中没有桂花树，没有石狮子，只有那石柱门框还在，遗留下来的石框门柱子，给我留下了些许的想象空间。

我所能看到的是衰落的朱家宅，它虽然失去了以前的气派，但还是能够从那些“圆形的”、“花瓶型”门廊；还有那些屋顶上的雕刻，屋檐下宽阔的穿堂以及粗大的木柱子；院子里青砖铺出各种图案的小路上都能找到昔日的影子。

住在老宅里的曾祖父的后人们，解放以后，没有一个是贫下中农成分。成分不好，当然得低头了。朱家人都搬到内宅住，政府把外宅收去（我在这里用“收去”一词，不一定妥当，但我实在不知道该选用哪个词更贴切））办了一个“城北公社卫生院”。“城北公社卫生院”开在朱家宅，当地的农民却总也改不了口，于是“城北公社卫生院”被叫成了“朱家医院”。后来，我的姑姑在崇明卫校毕业以后，竟然被分配在“朱家医院”工作，白天穿着白大褂在外宅当医生。

住在朱家老宅里的年轻人很少，年轻一辈读书后都离开了海岛。朱家宅也出了几个有成就的后辈。一个叔伯伯伯，是上海某外洋轮的船长；一个叔伯伯伯是科学家，在北京科学院；还有一个伯伯参加了革命，在江苏省的某个地区当了领导。

小时候，我最喜欢在祖母的房间里翻看抽屉里面的物件，记得有成把的象牙筷子；有精美的刺绣品；有父亲和叔叔他们少年时期穿着长衫的照片；还有二叔中学时代的日记本等。

文革中，我去祖母家，一进门就楞住了，祖母房里的箱柜上都被红卫兵贴上了封条。祖母看到我来了，怕我撕了封条翻抽屉，连忙告诫我：“千万别撕封条，撕不得的”。

因为祖母的成分问题，因为祖母经常被批斗，我不愿意回自己的家乡插队。我去了黑龙江插队落户，以后就难得去老宅看祖母了。

有一年从黑龙江后来探亲，到崇明去看祖母，发现“朱家医院”没有了，原来医院占用的房屋都还给了朱家人。我问祖母：“亲婆，医院呢?　医院哪去了？”

“城北公社新建了医院，你看就在北面，”祖母指着北面不远处的几排红色的砖房说。

那次，是我生平第一次住到了朱家外宅――那原本属于我父母的房间。

我注意到对面老宅原先的“书房”里，住着三个陌生的姑娘，每天荷锄出工，收工回来以后忙着做饭洗衣。我想：会不会是城里来的下乡知青呢？

我好奇地问祖母：“住在书房里的那几个姑娘是谁？”祖母的回答证实了我的猜想：是崇明县城里来这儿插队的知识青年。

那三个姑娘很沉默，很少与朱家宅上的人说话，我也没有前去与她们说话。

再去老宅，是1982年，祖母去世，我和父亲去奔丧。父亲在门口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感谢来吊唁的乡亲，拒收礼金”。按照崇明的风俗，风风光光地为祖母举办了三天葬礼。

十年前，当我们获悉在崇明岛驻扎下来的“徐根宝足球基地”需要修建公路，朱家老宅即将拆迁的消息时，心里感到好可惜！

如今，随着崇明岛日新月异的建设，朱家老宅已经在地球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大马路与茂密的树林，但朱家老宅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