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节，对于７０岁的郭建邦老人来说，是一个最幸福的春节。从他爷爷郭玉堂１９４１年出版《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以下简称《时地记》）上册至今，已历经６５年，为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他和他的两个儿子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春节前夕出版了《时地记》全册。一时间，考古世家四代人共著一本书在河南考古界传为佳话。

   据统计，在这个百年考古世家里，第一代人收集墓志近４０００余件，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里的１３６０件碑刻墓志均由郭玉堂所收集，他将捶打、收藏拓片十几万张，解放后均捐赠给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主持发掘的古墓有１０００余座。

第一代人的传奇

自学成考古大家毕生精力著《时地记》

  “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自古以来，洛阳以北的邙山就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的葬身之所。自１９０５年始，邙山盗墓之风猖獗，盗墓者往往是把精美、轻便的文物盗走，留下了重达几百公斤的碑刻墓志。这些碑刻墓志记载着墓主人的生平，刻在石碑上的字画还是难得的艺术精品。
　　出生于１８８８年的郭玉堂是洛阳市孟津县人，１８岁那年他学会了从古代碑刻上捶打拓片的技艺。郭玉堂的家紧靠邙山，每遇到盗墓者未能带走的碑刻墓志，就把碑刻墓志上的内容打成拓片。到１９０９年，郭玉堂已经收获颇丰，他在洛阳东大街开了一家名号为“墨景堂”的碑帖店，专营拓片生意。因为他打出的拓片多是罕见之物，其中好的拓片一个字就能卖一块大洋。
　　听说洛阳“墨景堂”多有上乘拓片，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北京图书馆馆长蔡元培、上海博物院院长徐森玉、辛亥革命元老张钫等名人学士纷纷慕名前来，遂与郭玉堂成为好友。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又聘请郭玉堂为院外考古采访员、馆外名誉调查员，并定期给他寄书和《考古》杂志，供他参考。
　　１９１８年，郭玉堂关闭碑帖店，专心研究历史和考古。１９３９年，他在北大毕业的儿子郭文彬的帮助下，集毕生精力著成《时地记》，于１９４１年出版上册，为后来的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考古发掘、考证陵墓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不幸的是，当年在故宫工作、年仅３０岁的郭文彬却因伤寒于当年在北京病逝，没能看到此书的出版。
　　代收碑刻墓志成就今日“千唐志斋”
　　１９３１年，郭玉堂通过辛亥革命元老张钫结识了时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张钫和于右任均酷爱金石书画，而且张钫是洛阳新安县人，他和于右任商量，出资委托郭玉堂收购碑刻墓志。于右任收藏西晋至隋代碑刻墓志，张钫则重点收藏唐代碑刻墓志。
　　郭玉堂发动家人在邙山上下遍寻碑刻墓志，共计收购碑刻墓志２０００余件，其中唐代以前的８００多件，被于右任运至北平，后捐赠给西安碑林；唐代碑刻墓志１２０９件，还有宋、明、清等朝代的碑刻墓志，共计１３６０件，被张钫运至新安县铁门镇，修建了一所豫西特色砖券窑洞，将１３６０件碑刻墓志镶嵌在３个天井和１５孔窑洞的壁间，这就是今天的“千唐志斋”博物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钫允许郭玉堂对“千唐志斋”里面的每个碑刻墓志可捶打１００张拓片，郭玉堂共计捶打拓片１３．６万余张。
　　１９３１年，在洛阳北邙半山坡上，盗墓者从北魏宁懋石室中盗出９件珍贵碑刻墓志，这是一座我国近代出土最著名的石室，对研究汉魏时期的历史及碑刻墓志艺术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待郭玉堂得知这一消息时，这９件珍贵碑刻墓志已被上海的古玩商购得，并已装上火车，停在洛阳火车站正准备运往上海。郭玉堂马上找到张钫，在张钫的安排下，连夜将这９件碑刻墓志捶打了拓片。
　　如今，这９件碑刻墓志保存在美国的波士顿博物馆，我国的文物工作者只能从郭玉堂遗留下的拓片中感知它们的“珍贵”。
　　文化部副部长高度评价各种原因下册未能出版
　　《时地记》上册出版后，郭玉堂一直梦想着下册能早日出版。
　　１９５１年，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当时的省会开封成立后，由于郭玉堂在国内考古界知名度很高，尽管他已经是６３岁的高龄，仍被聘为文管会的工作人员，从事历史研究。
　　次年，时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来河南检查工作，点名要见郭玉堂，对他在解放前出版的《时地记》上册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得知《时地记》下册迟迟没有出版后，郑振铎在翻阅书稿后批示：“此书要尽快出版。如果出版有困难，我设法解决，应尽快修改抄写。”根据郑副部长的指示，文管会马上组织人力整理书稿，但因为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人事变动较大，书稿整理好后迟迟未能出版。
　　郭玉堂因年迈多病，告老还乡，并于１９５７年病逝。随后，洛阳市考古队负责人考虑到《时地记》下册对洛阳考古界的重要性，将书稿取回，眼见出版无望，便把书稿交到了郭玉堂的孙子郭建邦的手中。
　　第三代人的努力
　　《时地记》中偶发线索发现北魏孝文帝陵墓　　
　　郭建邦说，从１９５６年参加工作至１９９６年退休，他先后主持发掘了上千座古墓，而让他最得意的就是根据爷爷郭玉堂留下来的《时地记》上册中的字条，发现了北魏孝文帝的陵墓。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皇帝，他迁都洛阳、开凿龙门石窟，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但他死后埋葬在何处，却一直是历史之谜。
　　１９６５年，调到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工作的郭建邦回洛阳老家休假，无意中又看到了爷爷遗留下的《时地记》上册，闲来无事，他就仔细阅读起来。这时，一张字条从书中滑落，上面写着“文昭高皇后墓志在洛阳大小冢之小冢内出土，碑石已残缺”。文昭高皇后即北魏孝文帝的妻子，而据《魏书》记载：“文昭迁灵榇于长陵兆西北六十步。”
　　郭建邦如获至宝。随后，郭建邦独自来到北邙山上的官庄村，这里的确有一个大小冢，清乾隆年间洛阳知县龚崧林曾考定大冢为汉顺帝墓，小冢为汉灵帝墓。大小冢之间的距离为１０３米，用脚步丈量为６１步，十分吻合，且北魏在汉之后，如果是汉墓，小冢里不可能会有北魏皇后的墓志，郭建邦推断大冢为北魏孝文帝墓，即长陵，并在《考古》杂志上发表文章，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才有了后来洛阳考古专家依据他的发现和《时地记》上册的记载，对北魏宣武帝元恪的景陵、北魏孝明帝元诩的定陵等皇陵做出最终考定。
　　出版《千唐志斋藏志》赠与张钫后人
　　１９６６年，郭建邦与远在四川当兵的哥哥郭克温商量后，将家藏的１２万多张拓片捐给国家。这些拓片大部分来自张钫所建的“千唐志斋”，而张钫的后人也没有忘记这个地方。
　　１９８０年，在中国台湾的张钫之女张广仁给国家有关部门发函，希望能得到“千唐志斋”的一套拓片。因为郭建邦拥有捶打拓片技术，这项工作自然落到了他的肩上。又因为“千唐志斋”建成多年来，一直没有结集出版，国家文物局决定由郭建邦与同事武志远整理、撰文出书。
　　在拓片交付张广仁后，郭建邦与同事在３个月内完成了《千唐志斋藏志》书稿。１９８３年，国家拨款２３万元开始印刷，并于１９８４年１月由国家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郭建邦欣喜之余，再次想到了爷爷所著的《时地记》下册，这本书稿已经在他家的书柜里“睡”了２７年。其间，他曾辗转找到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看罢书稿后，希望他能请名人写个序言。“我哪里认识名人呀，只好把书稿取了回来。”郭建邦说，自从１９８６年调到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后，他才有时间重新整理这本书稿。“幸亏没有出版，在我干了几十年考古发掘后，发现我爷爷的书稿里有些地方前后年代有错，另外内容过于简单，还需要补注，特别是在我１９９６年退休后更是专注于这本书的整理。”
　　第四代人的圆梦
　　哥俩两年时间整理６５年之后全书终问世　　
　　１９７２年，郭建邦的大儿子郭培育到郑州工作。一年后，郭培育到郑州商城遗址工作站从事考古发掘，这一干就是３０多年，其间他主持发掘了近百座古墓。他的弟弟郭培智于１９８４年进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如今，哥俩一个从事考古发掘，一个搞文物钻探。
　　“说实话，我对洛阳不是很熟悉，自然对曾祖父所著的《时地记》没有太多研究，下册是否能出版很少关注。”郭培育说，到了２００２年，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使他开始重新审视曾祖父的著作。
　　一是日本明治大学东洋史研究所教授气贺泽保规以影印的方式，在日本出版了郭玉堂的《时地记》上册，并根据他的研究在书中附上了注解和所载碑刻墓志目录，此事引起国内考古学者的重视。郭培育说：“我当时心头一震，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
　　二是在配合济洛高速公路建设时，郭培育到洛阳主持发掘了９座古墓，而这些古墓离他的老家咫尺之近，使他对整个邙山陵墓群有了新的认识。其间，洛阳的考古同仁告诉他，大家都希望尽快看到他曾祖父所著的《时地记》全册，因为上册出版时间是在解放前，已经很难觅得。
　　从洛阳回到郑州，郭培育与弟弟郭培智商量，要帮助父亲尽快出版《时地记》全册。于是，兄弟俩从父亲手里接过已出的《时地记》上册和未出的下册书稿，重新进行整理。两年的时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一连整理了３遍，于２００５年４月将书稿交付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春节前夕出版。
　　一家四代人在６５年之后，终于完成了《时地记》这本书，全书共记载了从洛阳北邙出土的３２９０件碑刻墓志的出土时间、地点及经过，成为研究我国历史的宝贵资料。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看罢此书后评价道：“郭玉堂先生为洛阳文物的收集考定做出过重要贡献，人们将永远记住先生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