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今报    

    在河南省的鹤壁市浚县的大伾山上，有一尊比四川乐山大佛还早，比洛阳龙门卢舍那大佛还高5米多的大石佛，据说是弥勒佛，但它并人们以往所熟悉的弥勒佛那种大肚盘坐、喜笑颜开的模样。它高与崖齐，头部螺发，面方颊圆，略呈梯形，双眼目光平视，嘴唇紧闭，它身披五彩方格袈裟，端坐在于四周方墩上，足踏仰莲，五趾平齐，脚面平直。其左手扶膝，手心向下；右手曲肱前举，手心向外。它坐西朝东，整体设计庄严肃穆，威严无比。如此设计有何用意？何人、何时间雕造了这尊大佛？留给后人诸多思考……

    显然，从风格上，如此塑造，似乎隐含着一个迥异常态的神秘隐喻世界。这个神秘隐喻，自然让人想起它的朝向问题。与一般的坐北朝南的大佛相比，伾山大佛却是坐西朝东。这种朝向，是否与大佛的身世有关？
    大石佛在当地人们一般把它称做作“镇河将军”，那么用意就十分明显，这座大佛显然是为镇压水患所造。这与凿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处的四川乐山大佛功用相同，皆是为民禳灾祈福的产物。
    历史上，浚县曾称黎阳县，黄河古道曾在大伾山东侧流过，显然古时黎阳是地扼黄河渡口，居四方交通要冲。黄河自古为害河，在豫北地区尤甚。
    但问题是，大佛是在什么年代雕成，又是谁用如此完美的想象来对抗奔腾不羁的黄河？
这仿佛是一道谜题，横亘在古往今来的争论中。争论的焦点，在于大佛的建造并无确切的关于自身的历史资料留下，只能根据零星的资料判断。
    据史料研究者说，关于大佛的雕造年代，古人就有不同的说法。
    说法之一，建于元代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著名文学家王恽在大伾山游玩后所写的《游东山记》中，认为“其镌凿本末，以寺石麟考之，为高齐所造无疑”。王恽的根据是大佛所在的天宁寺门前石狮的雕造风格，根据石狮的雕造风格判断大佛是在北齐时代所建。
    而在明代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浚县知县张肯堂主修的《浚县志》中，文物部门发现有“石勒依佛图澄之言，铲崖石为佛像，高寻丈，以镇黄河。拓跋魏覆以重阁，元末毁于重兵”的记载。
    《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石勒为羯族人，是十六国时代后赵的皇帝，这无疑意味着大佛是后赵石勒执政时期（公元328年~公元333年）所建造，显然这个时间要早于北齐时代。
    公元319年，石勒始称赵王，并开始大兴佛教，在其死去之前的10年间，后赵对外已基本没有什么战争，处于短暂的较为安定的环境中，开凿大佛完全有成熟的条件。
    遗憾的是，这两种说法，前一个只是一个推测，没有确切的出处；而后一个，虽有因有果，也同样没有引出证据的出处，都是不足以作为凭信的文献。
大佛自身设计的迷局，史料尚存疑问，能否从大佛自身的雕造手法与风格上看出蛛丝马迹？
    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大佛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发现其自身设计更是迷局一团，从不同的部位看，时代特征也不一样，有的是早期的，有的是晚期的，这更加深了其对人们的迷惑性。
    从大佛的形体来看，其方墩座、平挺肩、长脖颈、平板脚，这些特征应该属于北魏早期甚至更早的时期,特别是脚踩仰莲，在全国雕造的大佛中还是独此一例。
    大佛面相方圆，两肩齐亭，身躯浑厚，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胸部平直，腿上有双阴线衣纹，都直承云冈石窟第19窟西耳洞依坐佛的风范，而后者则造于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
    这种双领下垂袈裟的服饰风格，无疑是北魏太和年间服饰改革以后的形象。
    从其头顶的“髻珠”、腿部和颈部的圆刀法衣纹来看，却是唐代的风格；而其头顶的“宝严”及其周围的螺发，则又是明代的风格。
    大佛自身形象如此“混乱”，使得文物工作人员很难窥探到其原来的完整风貌和具有时代特点的雕凿技法，给识别其雕凿年代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大佛是否经过几个朝代共同雕琢才完工？为何专家的判断出现如此的差异？是否大佛设置的其他不为人知的迷局欺骗了专家的眼睛？
    1990年9月，浚县文物部门开始对大佛进行整修和加固，他们将大佛身上外敷的明代彩色泥皮剥掉，才显露出大佛的庐山真面目。呈三角形的轮廓，似是比例失调，表现出早期造像的不成熟性。
    浚县文物部门几次邀请专家学者考察座谈。
    在第一次座谈会上，专家们就提出了关乎大佛身世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大佛的时代特征是“两头（头和足）早，中间晚；轮廓早，细部晚”？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证明大佛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先凿出了一个轮廓，后世接续完成。也就是说大佛是经过几个朝代才竣工的。“开凿偌大的石佛像，不是十几年的时间可以完成的。”与会专家分析说。
    假如大佛为后赵所凿，在后赵期间，不可能全部完工，因为后赵较为安定的局面只在石勒死去之前的10年时间。石勒死后，子弘继位。不到一年，弘被石虎所杀。石虎穷兵黩武，发动战争数百次；几年后，石虎被杀，18年间黎阳归属更易五次。在这期间，统治者均无暇顾及修佛；直到北魏占领，佛事大兴，大佛才有继续修造的可能。
    这样一来，大佛的坎坷身世可见一斑：凿于后赵，至前秦或遭破坏，北魏继续雕凿，唐时加工细部，元末毁于兵火，明时又塑以外身泥皮彩绘。
    碑刻道出大佛身世秘密。

    在专家的座谈和研究中，人们都注意到了一通极其重要的碑刻，这通碑刻就是“黎阳大伾山寺（即天宁寺）准敕不停废记碑”。
    此碑为后周年代所刻。在该碑碑文中，有“以兹山之足为佛足矣，以兹山之顶为佛顶焉。有缺落碑铭，载相续月日，俨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的记述。
    河南省石刻艺术专家吕品对此分析说，“三十二相”即佛之三十二妙相，也指佛的泛称，这里即指大佛；“亦四五百年”应指的是大佛距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的约略年数。按五百年向前推算，应该是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按四百年推算应该是北齐文宣帝天保九年。而北魏文成帝造像的重点在云冈，不可能在黎阳；北齐文宣帝活动的中心在邺城，造像的重点在邺城西边的响堂山。受其影响，离邺城不远的黎阳官吏商绅在大伾山造佛，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可据此断定建造时间当在北齐。
    在论证的过程中，有人想起在天宁寺前，曾经有一对石狮，即元代文学家王恽所误认为的石麟。
    专家考证后认为，这对石狮既不似北魏石狮风格，也不像唐代的狮子类型，在雕造技巧上继承了东汉石兽的某些手法。从整体形象上看应该是北齐时代的作品，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和大佛同时代雕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