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14/mw690/001RkD8Tgy6RiXeF2cl3d&690
3月27日上午原定在美国亚洲年会期间与老师华琛(James Watson)和华如璧(Rubie Watson)访谈原定在早餐后选一安静处进行,但由于被路过好友一再打断,整个对话变得非常碎片化。本人在整理笔记时,发现有些有意思的谈话点(talking points)值得与同道分享。
1)
在田野研究过程中“你得像运动员一样锻炼自己的大脑”并准备“重新发明”研究方法
在上世纪60年代,华琛接受博士专业训练时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人类学系被“文化与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理论范式盛行。华琛的一位导师是拉美人类学权威,对于“农民心态”(Peasant Mentality)在不同文化区域的表现之研究兴趣浓厚。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华琛的方法论路径。然而当他在新界田野研究不到一周就知道心理/认知人类学研究方法那一套,可能只能使用于墨西哥农民,对于研究香港地区的农民根本没有用。他必须“重新发明”(Reinvent)研究方法。对此华琛用了这么一个比喻:如果你的研究对象在踢足球的话,你不能用你熟悉的篮球规则来观察和揣摩。你得能弄清楚他们喜欢什么,在乎什么,
整天都在谈论些什么事情,日常生活的结构是什么。这样国际移民和亲族实践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华琛在田野过程中关注的两个焦点。田野结束,他无意中完成了“心理人类学”到社会人类学家的转型。
华琛田野经验给我们的教训,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田野场景中你得像运动员一样锻炼自己的大脑(exercise your brain),对发生的任何不测做出迅速的反应(responsive),调整甚至“重新发明”和发现方法。我不禁想到,这对于把福柯式后现代教条奉若圭皋的书呆子来说,一定是勉为其难了。
2)“两个在伦敦的美国人”的学术历练
从哈佛退休之后,华琛和华如璧几乎每周都会回忆起他们上世纪70-80年代在伦敦的生活经历(包括对英国饮食的调侃)。当时,华琛是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人类学系的年轻讲师,华如璧则在伦敦政经学院(LSE)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两人共同经受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熏陶,使自己比美国同行更早获得带有比较性的研究视角。在当时的英国人类学界,研究印度和非洲的民族志专家比比皆是。他们俩,加上王斯福等几个研究华人社会的学者得不时地说服自己的同行:为什么“中国”在人类学研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区域和考察对象。处于少数派的境地使得他们较早地能够从自己熟悉的文化世界(华人社会)跳出来,用跨地域和跨学科的眼光来反观自己的研究,同时随时接受同行对自己研究的批评(此时插话的Michael Herzfeld
特别强调了英国人还是喜欢用criticism
这样直白的字眼来指代学术批评,而不是美国式的critique).
在英伦的教研生涯,对于华琛获得哈佛人类学费正清讲席教授以及华如璧成为哈佛人类学博物馆首位女馆长(和首位社会人类学出身的掌门人),几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未完待续)
潘天舒
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