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301020017 社会学 李书恒

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刘翔在去年伦敦奥运会男子110栏预赛上，在跨越第一栏时，右脚不堪伤病的重负，整个人意外摔倒的情景。刘翔随后缓缓站起，左脚单腿跳到场边，强忍着疼痛沿着场边一路向终点跳去，并深情亲吻最后一组栏架的画面依然深深地印在大家的脑海中。尽管刘翔曾经给无数的中国乃至亚洲人赢得了自豪与荣耀，但以这样的方式告别奥运赛场，仍让无数的粉丝为他感到无比心痛。最终医学诊断发现，刘翔的右脚跟腱发生了断裂，和北京奥运会退赛一样，他再次遭遇“阿克琉斯之踵”的困扰。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克琉斯，英勇善战，全身刀枪不入，只有脚踵是最脆弱的地方，也是全身唯一一处“死穴”。特洛伊战争中，太阳神阿波罗用毒箭射中阿克琉斯的脚踝，阿克琉斯轰然倒地，尽管目光依然坚定刚毅，但致命的伤痛最终让英雄溘然长逝。在传说之中，阿克琉斯之弱踵的形成，是因为其母忒提斯倒提他浸进冥河中的神水，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时，脚后跟不慎露在水外，从而留下这处软肋所致。而到如今，几乎不会真的有人相信这样的故事，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日益发展和逐渐强势使人们对于疼痛的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尽管阿克琉斯的传说依然流传至今没有变化，人类关于疼痛的解释却愈发多元。

传统生物医学的诊断和治疗模型将疼痛视为组织受到损伤的一个症状，疼痛作为一种现象是医生临床诊断的依据和治疗的对象。但生物人类学家认为还应该考虑心理和认知因素的影响，Melzack和Wall以此提出了阀门控制理论。他们认为在人体背部脊髓背角的神经胶状质处存在一个痛觉的阀门，控制着周围神经纤维的神经冲动传述到大脑中央神经系统中的强度。在产生疼痛知觉和反应产生之前，躯体的疼痛输入要受到这个阀门的调节作用的影响。而阀门增加或减少疼痛感觉传输的程度则取决于大小直径神经的相对活动程度，以及来自大脑向下传导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则可能与认知系统或更高级的中央神经系统的处理有关——例如注意力，焦虑，预期和过往的体验等，都有可能对疼痛的处理产生重要影响。

在进化人类学家看来，背痛、难产、脚酸和智齿疼痛等则是人类因为进化面临的痛苦。大而复杂的脑袋和双脚直立行走等特征使得人类成为这个地球上最成功的灵长类动物，但与此同时也留下了进化导致的创伤。例如，大脑的容量变得越来越大，使得脑壳的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智齿无处可长，只有以痛苦的方式冒出牙床。直立行走解放了我们的双手，让我们得以使用工具，虽说这是人类成功的关键因素，但直立行走导致的重力对脊柱的压迫作用导致了人类特有的背痛。从四脚着地到两脚着地也带来扁平足、脚趾囊肿和踝关节扭伤等多种足部问题。直立行走还使人类的分娩比其他任何灵长类动物都危险，同时也更复杂和疼痛。尽管大多数人不会像运动员那样，因为高强度的训练和过于密集的比赛，加上竞技性的要求，经常出现跟腱断裂等严重的足踝损伤。但一般的脚踝扭伤带来的酸痛，以及女性分娩带来的痛苦，则是几乎总是会访问我们人类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

但疼痛从来不只是一个只在个体层面有意义的概念，也不仅仅建立在生物学、医学与心理学的基础上。社会文化系统中特殊的价值观、信仰、理念和习俗，均会影响一个人的疾病行为，包含对疼痛的预期及对疾病的反应。显然，仅仅从生物医学、认知理论和进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和阐释疼痛是不够的。疼痛体验不仅是一个生理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过程。而针对Melzack和Wall提出的阀门控制理论，Bates便认为这一理论缺乏对于文化与疼痛之间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讨论，他试图将社会学系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整合到其中去。他认为对人们于疼痛的态度、期待，对于疼痛涵义的认识和如何正确表达疼痛的情感都是人们从观察周围相似身份的人的反应和行为中学习到的。不同的种族、处于不同文化团体中的人们对于疼痛的认识也均不相同。因此，建立一个加入文化因素的生物人类学模型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于不同的社会角色，人们会表现出对于疼痛表现的不同期望。儿童在玩耍时不慎摔倒，哇哇大哭寻求父母的保护与抚慰；女性在分娩、老人在疾病治疗中表现出极度的痛苦，并向他人寻求帮助往往是普遍接受的。相反，对于成年男性而言，如果因为伤痛而哭泣，表达出忧郁痛苦的情绪，则往往被认为是软弱无能，不符合其社会角色的表现。同样是遭遇到伤痛，刘翔在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中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而大众也对他的两次表现作出了不同的评价。认为前一次刘翔顾忌伤痛直接退赛是退缩的、缺乏勇气的、难以令人接受的，而后一次在伦敦奥运会上刘翔不顾伤痛单脚跳至终点则是英勇的、让人感动的和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

事实上，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对于疼痛的预期、表达以及疼痛的意义均不尽相同。西非的巴里巴人生活在非洲国家贝宁北部和尼日利亚的部分地区。根据华盛顿大学医学人类学教授Sargent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巴里巴人的文化中，对于疼痛的正确反应是镇静、坚忍克己，且不表现出任何的痛苦。而这与巴里巴文化中对于荣耀与耻辱的强调是分不开的，讨论荣耀与耻辱二元对立的文化符号对于人们对疼痛的认知和隐忍行为比讨论疼痛本身更为重要。在巴里巴人的口中，有这样一句谚语“sekuru ka go buram bo”，翻译过来是“在死亡与耻辱之间，死亡更加美好”。一个人表现自己的痛苦会被认为是缺乏勇气和懦夫的体现，懦夫是耻辱最核心的体现，而与其生存在耻辱之中，一个真正的巴里巴人会选择自杀。在巴里巴社会中，社会期待女性在分娩过程中，不应该表现出丝毫的不舒服，同时应独自生产，不向朋友和亲戚展现这一过程，只有在剪断脐带时才会寻求他人的帮助。而如果产妇表现出痛苦，则会认为给所在的家庭带来耻辱。对于男人而言，在遭遇事故，或者在战争中受伤时，也应表现出和平时一样，没有丝毫的痛苦，像正常人一样行动。如果一个巴里巴人表现出痛苦的神情、声音和举止，则会招到身边人的嘲笑和鄙视，相反如果他能够忍受痛苦，并且不表现出任何的不适，则他的事迹会传遍周边整个乡里。巴里巴人认为他们这种对于痛苦的隐忍并不作任何表现的行为，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比他们的邻居部落的人更高的地位。同样，巴里巴文中，能够用来讨论和表达痛苦的词语屈指可数，与之相对的是，人们创造出更多的词语来讨论荣耀与耻辱。

Sagrent还发现，巴里巴人的这种对于疼痛的消极反应与其社会文化系统中的社会化过程有着密切联系。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反应的形成离不开巴里巴社会的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以及巴里巴人从儿童开始经历的种种生命礼仪（rites of passage）。其中，对于男性来说，包皮环切向男童提供了学习应对痛苦体验的合适行为的最初经验；而对于女性来说，阴蒂切除则是大多数女性在整个人生中形成她们对痛苦的反应的关键事件。例如，9至11岁的男童在包皮切割术实施之前，就被告知要在过程中保持沉默，否则会给他的家人带来无尽的羞耻。在包皮切割术实施过程中，他的叔叔或舅舅还会瞪着他的眼睛，强迫他不要眨眼和哭出来。而过程结束之后，男童家族的唱诗人还会以唱歌的形式来表扬男童的勇敢行为及其家人。而女童则在阴蒂切开术中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同时她们还会在成长过程观察到产妇在分娩时不表现出其生产时的痛苦，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听到亲友对于她们忍受痛苦，在没有他人在场下分娩行为的赞扬。因此，在巴里巴人的案例中，勇气的表现为对于疼痛不表现出任何反应，人们从这类正确的行为中积累得到荣耀，避免因为痛苦和懦弱的行为而招致耻辱，这些都组成了巴里巴民族特征的内在维度。巴里巴人的社会系统通过文化濡化和生命礼仪的方式，从儿童时期开始对其中的每个成员施加影响，不断维持和传承巴里巴人的这一民族性。

而在转换了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会怎么样呢？Johansen的一项对于挪威的索马里难民中的女性的研究发现，同样对于阴蒂切开术，她们的疼痛体验的反应和描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大为不同。对于这些古老的割礼传统所带来的疼痛，在挪威社会的文化背景下，她们将这种仪式描述为极为痛苦，难以忍受。而在她们的母国，这种对于疼痛的厌恶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人诉说，也是被予以谴责的。在流亡过程中，他们处于在远离亲人的条件下，处在一个全新的，无论道德还是法律上都谴责这种仪式的社会。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对比促使这些女性开始反思自己幼年时期遭遇的阴蒂切开术，思考这种手术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她们思考的角度不是处于宏观层面，例如这种文化传统应该保留还是废除，而是非常个人化的，从对于身体、性和生命体验的角度来感觉、思考这一问题。因此，尽管遭遇了同样的痛苦的手术，从个人体验和情感上来说，这些难民妇女在母国中时会将这种疼痛体验一直压抑，不表达出来，而到了流亡的新的挪威社会中，新旧文化的对比促使了这种疼痛表达的公开化，以及越来越个人化的体验与思考。

现代文明的发展使人类逐渐认识到割礼对于女性的伤害与摧残，现代医学的发展则使得人们有机会能够减轻甚至去除诸多疼痛的感觉与体验，镇痛药的发明就是其中一例。随着第一个非甾体抗炎药阿司匹林的诞生，百余年间已有百余种此类止痛药进入临床应用，减轻了无数患者的病痛。但不少类似药物同时存在潜在的副作用和风险，对于有些人来说，服用止痛药物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文化人类学家Zborowski曾做过一项有关疼痛与文化族群关系的跨文化比较，他分析了意大利人、犹太人、爱尔兰人和美国人四个族群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影响下，有关疼痛经验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意大利人和犹太人虽然有着相似的疼痛表现行为，例如允许大声哭喊、呻吟、使用情绪字眼，以及寻求家人和医护人员的关心和同情，但他们控制疼痛的方式和目的并不相同。意大利人在面对急性疼痛时，会要求使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且如果医生能成功地处理疼痛，则对医生的信任对增加。相反，犹太人却不愿意接受止痛药，认为止痛药会影响健康，使得人们成瘾。即便退一步接受了止痛药，疼痛缓解之后后他们依然对止痛药的应用表现出担心和忧虑，同时他们对医生一直保存有怀疑态度，往往会进一步询问诊断和治疗方案。因此，在疼痛态度上，意大利人注重现存情境下身体所感受到的疼痛，希望疼痛的感觉能够立即缓解，并期待家人和医护人员同情自己身体的疼痛感受。其疼痛态度较偏向现在取向（Present-oriented）。而犹太人较倾向于希望他人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同情疾病的遭遇，而非表面上的疼痛。面对治疗，他们更关心治疗的长期效果。并期待家人和医护人员能够治愈自己的疾病，使身体达到完全康复的状态。其疼痛态度较偏向未来取向（Future-oriented）。Zborowski的研究结果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不同文化族群有着相似的疼痛反应并不意味者他们有着相同的疼痛态度。二是不同文化族群对于疼痛可能有相似的反应，但这些反应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功能及目的。此外，Zborowski的其它研究还表明，社会化程度、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宗教以及职业等社会文化因素，都会直接影响人们疼痛的态度和反应方式。

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英国凯特王妃预产期临近，她正考虑通过学习催眠术以掌控分娩进程，减轻顺产带来的阵痛。据称，催眠术可以帮助她分娩时产生更多的催产素，使得不借助药物也能够依靠自身激素的作用，降低全身对疼痛的体验。如果按Zborowski的标准来看，英国凯特王妃显然更像犹太人，相比于意大利人那样追求疼痛体验的及时消减，她更希望避免止痛药给自己带来的副作用。事实上，西方社会近些年来掀起了一股“自然生产运动（natural birth movement）”，很多参与其中的人认为应该接受顺产所带来的疼痛。这些人相信疼痛是自然的，是与分娩不可分割的一种体验，因而他们将分娩的疼痛视为一种非病理化的现象，拒绝使用止痛药来帮助减轻分娩的痛苦，而是寻找针灸、催眠等的替代疗法。然而，这种对于止痛药的拒绝，对于疼痛医学化的否定似乎会将人们带入前现代文明社会的阴影之中，在那个时代，疼痛是一种缠绕人们挥之不去的恶魔，或者干脆被认为是由于魔鬼附身所引发了人们的疼痛体验。因此，很多人会不理解在不断进化的人类和科学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依然存在着这种对于疼痛的“向往”，以及对于医学“背弃”的行为。对于很多处于西方文化和东亚文化的圈子中的人来说，大部分人更无法理解巴里巴人对于疼痛近乎极端的的掩藏和克制，进而认同他们通过割礼等一系列活动塑造一个人对于疼痛隐忍的认同与内化的行为。但其实只要我们认识到文化的多样与复杂性，以及疼痛及疼痛体验与文化之间的重要关系，秉持着整体论和文化相对主义的信念，我们就会明白无论是是古老非洲的巴里巴人，还是当代英国的凯特王妃，他们解决和应对疼痛的方式与策略都能够在文化人类学的框架和得到解释，一切看似特殊的行为与体验都会在人类学的视角下变得富有意义。

参考文献： 

[1]Bates, Maryann S. "Ethnicity and pain: A biocultural model."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4.1 (1987): 47-48.

[2]Choi, Charles. “Aches and Pains: You Can Thank Evolution for Them.” LiveScience. 15 Feb. 2013. 25 June 2013 <</span>http://www.livescience.com/27189-human-evolution-pains.html>.

[3]Bates, Maryann S. "Ethnicity and pain: A biocultural model."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4.1 (1987): 48-49.

[4]Sargent, Carolyn. "Between death and shame: Dimensions of pain in Bariba cultur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12 (1984): 1299-1302.

[5]Sargent, Carolyn. "Between death and shame: Dimensions of pain in Bariba cultur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12 (1984): 1302-1304.

[6] Johansen, R. Elise B. "Pain as a counterpoint to culture: toward an analysis of pain associated with infibulation among Somali immigrants in Norwa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6.3 (2002): 312-340.

[7]Zborowski, Mark. "Cultural Components in Responses to Pai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8.4 (1952): 21-24.

[8]陈怡懋. "以医学人类学观点论述疼痛与社会文化之相关性." 慈济护理杂志 3.4 (2004): 19-23.

[9]Infante, Francesca. “Is the Duchess of Cambridge thinking of using hypnosis to ease pain of childbirth?” Mail Online. 13 June. 2013. 25 June. 2013 <</span>http://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2340708/The-Duchess-Cambridge-thinking-hypnosis-ease-pain-childbirth.html>.

[10] Hadolt, Bernhard.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Considerations on Medical Anthropologists'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Anthropology of Pain." Viennese Ethnomedicine Newsletter 11.2 (2000): 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