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任正非怎样转变了他的媒体观?

标签:
这些年任正非怎样转变了他的媒体观? |
胡文
如果从2015年回望,在去年35年时间里,评选一位深圳乃至中国最杰出最伟大的企业家,你会选谁?
而我确信,只有一个人选:这就是任正非。
从Mate7化身“美腿妻”到开放时尚的“花粉俱乐部”,从讳莫如深到设立展厅和商城,从不接受采访到采访成为采访成为常态。无论是华为,还是任正非,都发生了令人惊讶的蝶变。
毫无疑问,华为变了。变得更新锐、更主动、更透明。那么,是谁改变了华为?同样毫无疑问:首先是任正非。在我看来,在当代中国的所有企业家中,任正非是最懂得媒体运作和新闻规律的企业家。他不接受采访,是因为他懂;他接受采访,同样是因为他懂。前后如此矛盾、又如此完美地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非任正非莫属。由此,他成为最为人敬重的企业家。这是观察任正非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作为伟大的企业家,媒体观就是他的世界观,也是他的方法论。
不见记者:非同一般的定力
“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 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这是华为核心价值观的一段经典话语。除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这句话之外,任正非一直按照他的理念塑造着华为,影响着华为人的媒体观。
“对待媒体的态度,希望全体员工都要低调,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需要公示社会。我们主要是对政府负责任,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任。对政府的责任就是遵纪守法,我们已经对社会负责了。媒体有他们自己的运作规律,我们不要去参与,我们有的员工到网上的辩论,是帮公司的倒忙。媒体说你好,你也别高兴,你未必真好。说你不好,你就看看是否有什么地方可改进,实在报道有出入的,不要去计较,时间长了就好了。希望大家要安安静静的。”2001年,在一篇名为《华为的冬天》文章中,任正非说出了他对媒体、舆论的看法。“我们不能在媒体上去辩论,这样会引起争论,国家纸太贵,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争论太浪费。为我们这样一个小公司,去干扰国家的宣传重点,我们也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这是任正非的媒体观。
“国家的事由国家管,政府的事由政府管,社会的事由社会管,我们只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就完成了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公司才能安全、稳定。不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员工都要坚定不移地保持安静,听党的话,跟政府走。严格自律,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特别是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属。我们华为人都是非常有礼仪的人。当社会上根本认不出你是华为人的时候,你就是华为人;当这个社会认出你是华为人的时候,你就不是华为人,因为你的修炼还不到家。”
2005年,任正非和盖茨、乔布斯等一同被美国《时代》周刊选入“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但他一直保持着清醒和定力。任正非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无论你走任何途径。他说:“我只见给我市场的人,因为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即便有记者想走王石的路子也难以成功。王石说这是任正非的规矩,哪怕是朋友也不能破例。
悄然的转变
但是,任何事情都并非一成不变。任正非也是一样。
2008年华为创办“心声社区”是一个标志。2010年12月份,一位华为员工在“心声社区”里发了一篇名为《改善和媒体的关系——转自总裁办文件》的帖子。它显示,2010年11月25日,任正非与公司高层、公关部门、品牌部门进行了座谈。任正非说:“公司要把我个人的心理障碍和公司的宣传分开,因为华为是向上蓬勃发展的公司,必要的宣传是需要的。”他说:“在舆论面前,公司长期的做法就是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我可以做鸵鸟,但公司不能。”任正非要求“改善和媒体的关系,善待媒体”,任何员工都可以接受媒体采访,高管也要敢于和善于与媒体打交道。
在2010年年报中,华为首次公布了董事会成员名单。2011年年报里华为披露了各项业务的管理者名单。2011年,华为将公司划分为三大业务集团,分别面向运营商、企业和消费者。2012年1月1日,华为官方微博正式开通。一大批高管的微博也先后开通。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华为业务类型的转变,促进了华为以及任正非媒体观的转变。
这些变化,在2013年最为明显。
任正非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是在新西兰。当地时间5月8日下午,他打破25年惯例出现在惠灵顿博物馆酒店,首次就华为背景、个人历史、退休计划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他说,“退休后想开一家咖啡厅,办一家农场”。 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对于媒体的态度甚至有些狡诘——“对于媒体,我几乎是全透明的”,理由是25年来他撰写的文章不计其数,使得大量的个人见解已在媒体上曝光。
当年11月25日,任正非再度在法国接受媒体采访。他特意强调,“我一贯不是一个低调的人,否则不可能鼓动十几万华为人”,“在家我平时都和小孩一起疯……我很乐意夸夸其谈。我并不是像外面媒体描述的低调的人。”
在回答世界报记者“为什么走上电信这一行”的问题时,任正非作了如下的回答——
如果我去卖水果,你也会问我为什么去卖水果。但是如果我聪明的话,不走上电信,也许对我的人生意义会更大。如果我去养猪的话,这时可能是中国的养猪大王了。猪很听话,猪的进步很慢,电信的进步速度太快,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不努力往前跑就是破产,我们没有什么退路,只有坚持到现在。我根本跟不上电信发展的速度。那个时候就是错误地以为电信产业大,好干,就糊里糊涂地进入电信了。进去后才知道电信最难干,它的产品太标准了,对小公司是一种残酷。但是我们退不出来了,因为一开业一点钱都没有了。退出来我们什么钱都没有了,生活怎么过,小孩怎么养活。退出来,再去“养猪”的话,没钱买小猪,没钱买猪饲料。因此也不可能改行了,只好硬着头皮在电信行业前行。
这两次报道颇有出口转内销的意味,使得任正非基本实现了去神秘化。
2014:受访进入新常态
2014年5月2日,任正非在英国伦敦接受了多家媒体的联合采访。这意味着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进入常态化。在这次采访中,在回答经济学人记者“为何会转业到深圳,而不是其它城市?”等一系列问题时,任正非作了详细回答。个人认为,这是任正非对于深圳最为精辟的论断和感悟,当然也有他最大的伤痛——
深圳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地方,所以我就来到了深圳。深圳的故事就跟硅谷的故事一样,我们只能从书面上看见美国硅谷的故事,不能感知,但是深圳,我们可以投进去亲身感知。不知有多少与我同时代的人投进去了,可能有许多人被“烧死”,而我是侥幸从火里飞出的飞蛾。
其实我年轻时,身体非常好,后来在华为经历的种种危机,让我心力憔悴,比如资金断裂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员工危机管理……等。如果说华为和深圳留给我人生最大的回忆,就是痛苦。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及时孝敬父母,当我醒悟到要去孝敬父母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留给我终身遗憾。
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的伟大决定指引下,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发展应该是非常迅速的。深圳是中国最先走开放改革道路的地方,不管人才如何流失,深圳还是会留下很多发展的基因。
而在回答华尔街日报提问时,任正非坦承:华为公司也会是贪婪的,我们只是尽力抑制。我们在一段时间里不上市,但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不上市。“永远不上市”这句话,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因为生命不能永远,所以承诺不能永远。但至少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这一表态,似乎又是对当初“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之变的间接说明。
在此次采访之后,任正非接受内地媒体采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果然,6月16日上午,任正非在华为总部,首次接受了国内十多家媒体的集体采访。他同样敞开了心扉——
“大家都说我这个人不愿意见媒体,从而说公司很神秘,其实是我个人性格问题,而不是其他原因。因为我个人比较羞涩,不愿意面对社会的荣誉,回避这些的时候,就回避了媒体。所以我也在慢慢走向开放,让大家看到我是什么样的人,从而让华为最后一点神秘的面纱被撕掉。” “大家都说要揭开神秘面纱,其实揭开后一看有什么呢?满脸都是皱纹。”
在回答“您最敬重的公司或者最强大的对手是谁”这一问题时,任正非说——
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是我们自己。在华为公司的前进中,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能够阻止我们的,就是内部腐败。最大的竞争者就是我们自己。
在回答华为是否搬迁总部这一老调问题时,任正非说:华为总部不可能离开深圳,我们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这种说法可能是媒体为了发稿率,在帮我们搬迁。
2015年:任式访谈的透明力量
在1月22日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参与了对话环节,从而完成了2015年首次公开访谈。尽管他说“这次来是上了闭门会议的当”,但整个访谈中,他坦言创办华为是被逼上了梁山。同时,他谈到了与军方关系、对市场经济看法以及华为公司治理等相关问题。他表示,“自己并不神秘,什么都不会,所以一般不亮相。”“我的压力就是发展太快了,赚的钱太多了。怎么解决对外分配、对内分配的矛盾问题,我觉得是最难的问题。”
“我们真正碰到的最大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任正非直指内部腐败。他说,“我讲讲我们这次宽恕那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要用五年的时间实现账实相符,账和实际是相符的。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所以我们去年12月31日,赦免大家坦白从宽,凡是业务上做假都坦白从宽,我们坦白的人是四千到五千人。四千到五千人,是什么人?小兵没有他的份儿,小兵想坦白他有啥。就是说我们内部的治理结构还是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在我看来,当任正非在公开场合直言腐败问题的时候,任正非已经完全实现了一家非公众上市企业的“全透明”。
任正非,用他富有诚意的转身赢得了媒体,也赢得了公众。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文过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