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巴东邓玉娇案的律师夏霖，会见完邓玉娇，从看守所出来后，哭了。律师的这个举动，把许多人的神经给刺激了一下。大部分人的感觉是无法接受，好像律师是不应该哭的。我对大部分人有这样的感觉是理解的，正如我对夏霖律师的哭也是理解的一样。但是我不同意法学专家高一飞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夏霖律师的哭，“缺乏作为律师的应有形象，这与律师冷静、坚定、理性、客观的形象不符，难以给当事人以信任感。”

    法律界人人都知道，高教授也不会不知道，当下中国的法制环境是个什么样子。有的地方公权力机关，把公民的宪法权利快要剥夺光了，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了。具体案例我就不必详细列举了，你随便上网查询诸如土地问题、拆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企业改制问题、上访问题、连精神病问题，哪一个问题没有弱势群体的斑斑血泪？中国的律师在办理这方面的案件时，是了解一些内幕的。有的确实触目惊心，令人落泪。虽然我们竭力保持“冷静、理性”的形象，尽量把眼泪咽到肚子里去了，但有时也很难。我在2007年为山东滕州市被迫害的党史办主任王延忠进行辩护时，对其遭受到的残酷的刑讯逼供，无法控制悲愤之情，在法庭上强行控制，才没有使眼泪掉下来。

    中国的律师并不都是见钱眼开的，终究还是有那么一部分仗义执言的所谓维权律师。然而严酷的现实是，律师要为广东一个村子的农民维护免受环境污染侵害的权利吗？地方政府就把你抓起来，以“破坏公私财物”罪判刑！律师要为山东临沂遭迫害的盲人辩护吗？有人就先是用跟踪、盯梢、追车、闯入房间抢走照相机的办法，使你无法开展工作；再就是举报律师为小偷，传唤到派出所，使你无法出庭辩护；最后干脆失去理智，派人用铁棍子把你打的头破血流，住院七天。律师要为重庆的被害人家属寻个公道吗？警察就直接来把你给抓起来，暴打一顿，然后关进铁笼子里。还有呢，你这个律师不听劝告，老是为地方政府不喜欢的人辩护，结果就被半夜三更把你装进麻袋包，暴打一顿，扔在郊外，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就连北京35个签名要求律协直选的律师，你说招谁惹谁了？竟然被以“严正声明”，给扣上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的大帽子，差点把我吓死，至今还心有余悸。

    我想问一下高教授，在上述这些情况下，你让律师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依我看，连哭都找不到地方去哭。据我了解，夏霖律师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刑辨律师，什么样的场面没有见过？岂是能够随随便便就哭的么？我相信，要不是邓玉娇案中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被当地官方掩盖，因而引起他的无比悲愤，他是不会哭的。

    当然，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的律师还要继续维权的工作，因为宪法和法律在召唤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