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做一个文博人

                   ·朱成山

    对于一直在事业的道路上不停歇地向前跑的人来说，跨过了2012年的门槛后，猛回头，才发现光阴似梭，转眼一晃间，自己在文博岗位上工作已经整整20个年头。

    20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地一瞬，但对于一个呱呱坠地的儿童来说，已经长大成人；对于一棵小苗来说，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对于一个文博单位来说，一定也会在事业上取得长足地发展和壮大。值得庆幸地是，在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简称“纪念馆”）共同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收获了一份属于文博人的快乐。

                  图为纪念馆内的标示碑

    记忆至今是十分清晰的。那是在1992年5月间，我从南京市委宣传部转岗来到“纪念馆”工作，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时的“纪念馆”，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馆，地处南京城西郊偏僻的一角，建馆才7年时间， 33亩占地面积，20多名员工，每年10多万名观众。更为尴尬的是，对于文博岗位来说，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

    学习的经历是重要的。我的体会是“要想胜任，先得学会；要想学会，先得受累”，并且从与自己工作紧密相关联的知识学起。白天工作忙碌没有时间学习，经常是挑灯苦读至深夜。看完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南京大屠杀史料书籍，还先后学习中国抗战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世界近代史、日本史、台湾史、和平学教材等许多书籍，闹得很长一段时间神经衰弱，睡不好觉，后来干脆改为早晨早起看书学习，坚持数年，竟然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和习惯。此外，我还虚心求教，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汤重南和近代史所研究员庄建平先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先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宅巍先生、纪念馆副研究员段月萍女士等许多著名史学先辈学习，掌握了不少历史学知识，逐步地变外行为内行，不仅取得了副研究员和研究员的高级职称，还陆续担当了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学会副会长和会长、南京社会科学院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等一系列史学会领导职务，担任了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兵器与军事专业委员会、考古与遗址专业委员会、陈列与设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或常委，还先后受聘于中国科技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十二所高校客座教授或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术研究和交流的范围越来越宽泛，学术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丰硕。迄今为止，独著、合著、编著并公开出版的各类书籍有54部（本），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抗日战争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物、江苏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等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有200多篇。

    奋斗的过程是艰辛的。纪念馆的起步是从举办外展开始的。记得那是在1992年冬，在位于北京国子监的首都博物馆举办南京大屠杀史料展，当时人头攒动，使我们确立了利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努力扩大纪念馆展览影响力的思路。紧接着，纪念馆又三次进京办展，先后两次在国家博物馆、一次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办展，还先后在上海、杭州、合肥、武汉、福州、长春等20多座城市举办临时展览。与此同时，在美国、日本、意大利、丹麦、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外30多座城市举办过《南京的记忆》、《勇于记住——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使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所了解。此外，还先后引进了美国的《犹太人大屠杀展》、日本的《廉田茂男油画——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到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展》等20多个展览在南京展出，丰富了展览的内容，为公众提供了文化服务新产品。纪念馆的发展得益于1994—1995年、2005—2007年两次较大规模的扩建改造。期间得到了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江苏省和南京市的领导以及社会方方面面人士的广泛的支持，使纪念馆的占地面积扩大三倍至111亩，展览面积扩大11倍至1.2万平方米，特别是以纪念性建筑、雕塑、展陈“三大亮点”，享誉国内外的博物馆，成为古城南京的“新地标”。纪念馆的接待能力从过去的每年10多万人扩展到560万人次左右，最高月接待量达到78万人次，每年接待的外宾达到95个国家和地区。纪念馆壮大的标志是馆藏、研究和利用水平得到明显地提升。通过坚持不懈地在海内外征集，如今，纪念馆的馆藏品已经达到15万件，其中文物拥有量2.5万件，从1995年创办国内第一个南京大屠杀学术研究机构开始，团结凝聚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史学研究，10多次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基础上，扩大学术研究的范围，进行抗战史、日本史、东亚近现代史、世界近代史、和平学等领域的研究，还创办了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使得学术研究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先后编撰和公开出版的各类资料书籍达95本，从中也使我本人受到了学术的熏陶和提高。纪念馆的成功在于自加压力和不断地创新。20年期间，纪念馆有许许多多的创新，例如，从1994年开始，在历史上第一次在南京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集会，警示人们不忘历史，这样的活动每年一次，已经坚持了整整18年；也是从1994年开始，我带领夏淑琴老人到日本东京、京都、大阪、广岛、横滨、冈山等地举办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这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战后第一次踏上日本的领土，此后每年至少派遣一次，至今已经有43位幸存者赴日作证；还进行开挖、考证和保存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万人坑”遗骸；组织1.47万大学生和高中生开展“万人普查幸存者”、留下历史的证言活动；进行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和遗像的调查和征集；等等。支撑我奋斗前行的动力，正是一种干一番事业的决心、毅力和韧劲。

     奉献在岗位是快乐的。我38岁时就当上了馆长。那时，在许多人眼里，我是一个年轻的文博事业单位负责人。20年过去了，纪念馆的事业蒸蒸日上，获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殊荣：世界十大黑色旅游景点、全国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国防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省市级许多荣誉。我也与纪念馆共同成长进步，先后获得全国社区建设先进个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先进工作者、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享受省劳动模范待遇）、南京市好市民。更为重要的是，我坚持不懈地为国家、为民族、为历史、也为未来做了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干事业成为我最大的快乐，成为我无怨无悔地一种选择。

            图为纪念馆“和平之舟”造型的船头部分

    曾经经常直白地对他人说，我的人生工作岗位有三段论。即在部队里服役20年（1970—1990），在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了2年（1990—1992），在纪念馆工作了20年（1992—至今）。那么，积自己42年工作之体验，可以归纳为这样一句话：乐做一个文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