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转载]盲艺人的乐与路
(2011-11-03 23:35:44)
标签：
转载 |
盲艺人的乐与路
一群被邀请到北京舞台上的太行山区的盲艺人，在这个秋天引起了音乐圈的震动，人们惊叹：“阿炳”还活着。
他们是大山里最活跃的一群，但也是最封闭的一群。民间艺术被传承的过程里，他们同时播洒了快乐，给乡亲，也给自己。音乐成为他们生存的惟一理由，也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2003年10月10日下午，一群太行山的盲艺人来到了北京，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厅举行了首场演出。
操办这次演出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田青教授说，他在太行山听到这些盲艺人演出的时候，感动得“涕泪滂沱”，在残破的古戏台的房山下，“听到了真实的歌声”。
于是有了这些从没有走出大山的盲人们的北京之行。北京之行赢得了赞誉，但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群盲艺人的舞台，其实还在太行山。
11月10日，我们走向左权县的太行山深处，踏上了追寻盲艺人太行山足迹的行程。同行的有本报摄影记者王景春、《华夏时报》记者刘红庆。
11月11日桃园村
我们先奔向东部。
拐儿镇，一个枯干萧瑟的崇山峻岭中的小镇，一座牌坊，一条街，一棵老槐树，槐树上缠着红布，下面摆着香炉，有人祭树。
拐儿镇没有什么名气，但它所辖的一个村赫赫有名——那个把地球打穿都
不会打出水的老井村，电影《老井》的拍摄地。
一群羊从山坡上漫下来，站在羊群中间的羊倌高声回答我们的问题，“看见哩，夜里（昨天）从那边山路上过哩。”羊鞭向远处的群山一指。
一群牛慢吞吞地要过公路，牛倌的样子相当兴奋，“吃罢早饭，他们在过河，往那边去。”手里的棍子指向更远的群山。
拉煤的拖拉机被拦了下来，一只乌黑的大手从马路左边的大山移向右边的大山——这一次消息非常确实，他们正从上五指村走向桃园村的路上。
我们发现，大山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们的。
太行山的雪突然就落了下来，密密地扑向人的脸。很大的山，很深的河谷，乱石丛中很少的一点田地。小路随着山势弯曲上升，一个村庄悬挂在高高的山腰上。
他们就出现在桃园村后的乱石丛生的小路上。
前面两个挑着担子，后面两个背着捆成方形的行李，一根棍子牵起两个人，另外的手搭着前面人的肩膀，串成一个长串。他们仰头向天，脚尖轻轻地颤抖着试探之后，身体的重量才落下来，细长的导盲棍碰在乱石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盲人串起的队伍拐过一座屋角，走在最前面的人陷进了泥里，沉重的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拔出了脚，但不知向何处落，一个村民把他们引出了泥水。
“盲人宣传队来了！”小孩子们跑起来，几只狗吠起来，端着饭碗在街头吃饭的人围了过来。
千家饭
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当某个季节来临的时候，一群盲人就会准时出现在远远的
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当某个季节来临的时候，一群盲人就会准时出现在远远的山梁上，融入一个小山村的夜色里，搅得小山村活跃一阵子，然后这热闹在匆匆的一夜之后就消失了。等一年之后的这个季节，再一次出现。
这样的习俗，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桃园村小学的天井里，一群村民围了上来。“8月就该来咧，咋才来？”“山上落雪了，受罪哩，担那么重的担子。”“山路可不好走吧，啥时演？今晚住不？”
“演咧、演咧，吃了饭就演。”盲人们用双手试探着，摸着一块石桌，放下担子，一边擦拭着汗水，一边应答着。
82岁的张世和拄着拐棍、披着棉大衣出来，他走到年龄最大的盲人王贵明跟前，大声地问：“七十几了？”
“七十五了。”双目已经干瘪成深洞的王贵明回答。“该歇了，该歇了，受罪咧。”
王贵明把耳朵朝向张世和的方向，脸微仰着，笑而不答。张继续聊着他背驼了耳聋了眼睛也不好使了，身体比不上王贵明了，他们显然是老相识。
“咳！一年听一次，听了七八十回了。”张世和说他两岁时听盲人唱，年年不落。而王贵明来这个村演唱，也已经五十回了。
建国后张世和曾是桃园村的书记，盲人们来了都是他招呼，“早先是给一碗饭，再后来是给点钱，从十块二十块到七八十块，吃千家饭，进千家门，可怜的嘛。”张世和的话里满是沧桑和感慨的味道。
一个穿天蓝色制服的中年男人出现了，是村里的会计郭秀林，四个盲人里惟一有一点点视力的药成江迎上去，两人说了几句话，走了，一会儿又回来，带来了现任的书记，开了一间村办公室的门，里面没有火，很冷。
这里显然是村里惟一的公共场所，左边是一排村办公室，右边是村小学，前边是一个破旧的戏台子，黑洞洞的。盲人们站在这个院子里，跺着脚，搓着手，他们不愿意进那没有火的办公室，也不进那有火的屋子——那是一间大屋子，一半辟成教室，一半是老师的宿舍，盲人们显然保持着某种自律、矜持和自尊。
五个盲人，加上我们——三个记者，这个队伍就是八个人，会计郭秀林拦住站在门口的人家，商量安排饭食。村里把这个叫做派饭——不给钱，但会计会记账，算工。他问了七八户人家，有一户人家不愿意。
一家只能安排一个人吃饭。这天中午，52岁的盲艺人陈玉文吃的是山药蛋剥利（音，山药拌面粉蒸出的一种食物），吃饭前他坐在火炉旁的小板凳上睡着了。
70多岁的女主人看到他冷得哆嗦，忙捅旺了炉火，直到饭好了才叫醒他。太行山里的农家，冬天为了省柴火，不管有几间房，一家人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一个屋里，一张大炕睡全家人，一个小铁炉又做饭又取暖。
老太太说她是从大山的另一边嫁过来的，出嫁前在山那边听盲人唱，出嫁后在山这边听，小时候在爹娘怀里听，一年一年地就听到七十多了。
“山药蛋剥利”盛在碗里发灰黑色，看起来山药多白面少。陈玉文的碗始终不离嘴边，他说这种饭很好吃。筷子在里面无目标地扒拉着，吃完一碗，老太太从他手里接过来，装满，双手递到陈玉文的手里，为了陈玉文，她还特地下了点挂面。
这天的午饭药成江吃的是挂面，张林庆和一名记者吃的是薄面饺，刘红权吃的是捞面，王贵明吃的是抿疙斗（一种杂面食），另两名记者吃的是包子和鸡蛋汤。
这就是老支书张世和所说的“千家饭”吧，不管到谁家里，碰到什么吃什么。
讨钱
“打镗——”药成江高叫一声，“咣”的一声铜锣敲响。张林庆的残臂上挂着锣，药成江把鼓挂在脖子上，陈玉文一手持镲拍向桌子上的另一只镲，一手持鼓槌将一只鼓敲响。
如天上滚过的一阵暴雷，整个屋子震得发抖。“再打一遍镗——”
这是向全体村民发出的召唤令——演出开始了。
唱了三个曲子演出就结束了，桃园村不是今天的重点，这一天，盲人们的晚饭和睡眠在大山更深处的后板峪村。
离开的时候，钱讨得不太顺利。双方在讨价还价，都有些尴尬。
桃园村盲艺人们要的是150元，村长说太多了，给100吧，村里今年收成不好，没有钱。盲人们坚持说去年也是150元，今年不能少了。
双方站在学校院子的一角，小声商讨。盲人们的代表是药成江，其他盲人也都停下手中的活，静静地立着听。
“我们刚刚出来，就少这么多，以后的村就没法要了。”盲人们帮腔。
最后是村长让了一步，盲人们也让了一步，药成江眼睛贴在纸上，艰难地开出了一张收据：130元。
村里看样子确实很困难，村长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没说假话。会计拿了借据到村民家借，走进一户人家，向一个老妇说了一阵子，老妇人转身进了里屋，关上了门，好半天才出来，手里拿着60元；另一户人家回答得挺干脆：没钱！会计又进了两家门，才借足了130元。
药成江把几张纸币对着太阳贴在眼前仔仔细细看了个遍，又把它递到张林庆手上，张林庆一张一张地摸过，又传到陈玉文手里再摸了个遍，才递回来。药成江解开棉衣扣子，把它们揣进贴肉的口袋里。
药成江说，当钱攒到500元的时候，他就会存进信用社里。一年300多天游走下来，盲艺人的每月三五百块的活命钱就有了。他们甚至还给老得走不动的盲艺人发退休费，50元100元的。“很多村子说，明年别来了，农村费改税后，村上更拿不出钱了。”药成江说。
越来越多的村民已经不再稀罕盲艺人们的演出了。
11月11日后板峪村
盲人们再一次串成串，踏上青石板的小路，他们仰头向天高声呼喊着，不是向某个人，而似乎是向整个村庄告别。
没有人应答，但有男男女女、老人小孩跟着他们移动、相送。村口，山路，转弯，人群消失，大山扑面而来。
四公里曲曲折折上升的山路和一条乱石丛生的干枯河连接着三个村庄——桃园、板峪、后板峪。板峪村是明天返回时的午餐地点，所以当路过这个村子的时候，盲人们没有进村。后板峪村窝在大山深处，四面的山合拢而来，围成一个深“井”，村民的住房高高低低悬挂在山壁上。
就像远方的游子回家一样，盲人们熟门熟路地沿着一条高陡的石板路上去，拐进一条窄巷，进了一家大门。
大山里的天是一下子黑下来的，白雪在院子里金黄的玉米垛上闪光。
“来咧，来咧，咋这晚来？快进屋。”院子的东厢房打开了门，有人引着盲人们上台阶，进屋，放下行李。
这是村保管员的家，那是一个黄头发黄眼睛的小个子的男人，他很快就往各家派饭去了。一群一群的媳妇们往屋里挤，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互相打趣。
“饭好了。”不断有媳妇推门进来，盲人们一个个被领走。“亲家呢，我的亲家红权呢？”一个妇女进来找，盲人们忙说红权病了没来。
原来刘红权是这个妇女的孩子的“保爹”，也称作“亲家”。乡里的孩子体弱多病担心活不了的，都讲究找一个保爹，这个保爹要是残疾人，离本村越远越好，最好姓刘（取“留”字意）、姓陈（取“成”字意）。乡民们认为残疾人阎王爷是不要的，命硬。孩子的命再不好，有了残疾人做底，就坏不到哪里去。
保爹来到，会被隆重地请到家里，享受到“上盘”（炒菜）的待遇，晚上可以睡在干亲家的热炕头上，盲艺人们每个人都当着七八个孩子的保爹。
《光棍苦》
“哎，红权呢，他咋没来？”“病哩。”
刘红权是这支队伍里的唢呐手，主唱。大家很喜欢他，有人提到他唱的《光棍苦》。
“那就是个光棍嘛，34岁还没混上个闺女。”黄头发的保管正推门进来，一个媳妇指着他说，大家“哄”地笑起来。“光棍多呢，山大哩嘛，没有闺女愿意嫁来。”
“混闺女”是乡民们的方言，意思等同于找对象。
“林庆，你走的地方多，唱的地方也多，混不上闺女，也能混几个寡妇吧。”
众人大笑。在一旁一直沉默得像一块石头似的张林庆忙说：“混不上，混不上，谁跟一个瞎子跑嘛。”
这支分队的五个盲艺人中（包括生病的刘红权），只有75岁的王明贵娶过媳妇，其余的都是光棍，整年游走于乡里，背上的行李里背着一年四季的全部家当。
人，越来越多，烟草的味道也越来越浓。
开场白之后的第一个曲子，唱的是退耕还林，一对小夫妻，为退耕还林发生的一场小口角。张林庆一开口，引来一片笑声，他一边用残臂打着梆子，一边用尖细娇媚的声音模仿女子。陈玉文张开大嘴刚一唱，假牙就要掉下来，他赶忙用舌头抵上去。观众很快就发现了，每当牙掉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放肆地大笑一次。
一曲唱罢，黄头发的保管准时出现，提着一只壶三只大碗高叫：“茶来了！”尽管是白开水，盲人们还是觉得受到了很好的礼遇，兴致高起来。
“别喝了，”一位盲人小声提醒，“喝多了晚上要尿！”
孩子在母亲的怀里睡熟了，演出在乡民的热情中继续。夜越深，所唱的也从“宣传”内容转向乡俚的戏谑、幽默。
板胡的高音吱吱呀呀地扭在一起，二把单调的鸣叫刺人耳鼓，锣的声音急急嘈嘈，人们越来越兴奋。《双满意》唱的是一个光棍和寡妇的故事，光棍愁着没有人爱，寡妇孤单没人怜，两个人玉米地里相遇，都有心思，却扭扭捏捏说不出口。
不知道一群光棍们唱这个故事时是什么心情。“盲宣队”总队队长王玉忠结了婚，找的就是寡妇，带来两个孩子，又和他生了一个女孩，五口人已经过了十多年。
两年前女人得了子宫癌，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大孩子没考上大学，王玉忠正在让他复读，决心供他上大学。第二个孩子现在正在上高中。小女儿在北京打工，给人做家务。家里的两亩地无人耕种，全家的主要收入完全靠他走乡串村演出。
75岁的王贵明也有家室，那是旧社会“说下的”，也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
再有就是已经死去的盲人喜兆娶过亲，但娶的是个智障者。
喜兆是吹唢呐的。攒了一点钱，30多岁时娶了“疯桂珍”。“疯桂珍”成天涂个大花脸、扎个朝天小辫在街上被人逗着，不停地舞蹈不停地唱：“黑狗跳，黄狗叫，花狗咬掉喜兆鸟。”喜兆为她买了好看的衣裳，两人却没法过夫妻生活。
运气好的也许能娶到寡妇，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傻子或者残疾者，不愿凑合的，就得打一辈子的光棍。
“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里没人戴……
“十二月一年了，大小人都说过年好，案板上家家响得叮叮当当，有老婆的人家吃饺子，光棍只有面条条……”曲调反反复复吟唱着光棍一年十二个月的苦日子。
有父母的盲艺人，跟着父母过，没有父母的傍着哥姐过，52岁还跟着哥嫂过的陈玉文说，好在自己还能挣钱。
“光棍和寡妇合了吧。”曲子唱到最后，光棍和寡妇同声合唱。
演出到了高潮。
11月12日路上
“这是老规矩，村子小，年年一百。”
当盲人们离开的时候，村里很多人都等在村里惟一一块半个篮球场大的平地上，人们一直送到村口，看着盲人们拐进大山里。我们就此和这支盲人告别，去南部寻找另一支盲艺人。
下午6时到达桐峪镇，一打听，盲人们就在桐峪村。桐峪村紧挨着桐峪镇，是一个有1500多人口的大村子。这里被称为左权的“京广线”，经济相对发达，村民们自然“开化多了”。
11月13日桐峪
当王玉忠领的那支盲人宣传队从桐峪村步行一个上午来到这个村的时候，这个坐落在半山腰的小山村正热闹着：一天以后，一家人家要娶媳妇；两天以后，另一家人要送葬。吹吹打打的喜丧班子早都准备好了。
全村惟一一条笔直的200米长的街道上支着几口巨型炉灶，大锅里煮着海带，炸着油豆腐，洗碗的水流得满街都是。人来人往，小孩们兴奋地窜来窜去。
盲人们先到村办公室院子里放下行李，这是一个大而整齐的院子，院子的正中心是一个高大的砖砌戏台子。两边是整齐的平房。这里显然也是村民的公共广场。“样式太老了，准备拆了重盖。”村长指着那座看起来有些历史的戏台说。
“每年的大戏，村里是要花上万元的，这里的人‘好这口儿’，除了村上请的，各种班子常来常往，谁想听谁就凑钱。上武是抗战‘鲁艺’所在地，当年文艺人才汇集，留下了根。”村长说。
一场热闹
王树伟的唢呐刚要吹响，人群中突然发出“哄”的笑声，一个穿着大红衣服的女疯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开始手舞足蹈地唱歌跳舞。
人们的眼睛随着疯子的跑动而飘忽，人群里一会儿是哗笑一会是惊呼声。显然疯子更能吸引眼球。只有盲人们没有动，两只笙的音调好了，各种铜器在桌子上各就各位，王玉忠的断臂上绑牢了弓子，王树伟的腿上绑好了镲，三弦抱在了怀里。
他们开始脸向着天歌唱，似乎只唱给自己听。他们的情绪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们似乎不管有没有观众，也不在乎观众的态度，只唱心中的歌。
刷碗的妇女刷着碗，大锅里继续煮着食物，人们会停下手中的活听上片刻。热闹的人群里，又出现了流着口水的智障者，一个哑巴孩子和一个盲人，哑孩子好奇地摸着盲艺人们的乐器，脸上表现出无比的快乐；那个盲人则蹲在稍远一点的墙角，摆开了算卦的摊子。
这个村子的所有东西都因为婚礼、葬礼和盲艺人的到来而展示到这条街上。
据说当年“鲁艺”的很多东西都散落在了民间，一个老百姓家的门板就有可能是一位大师的作品，有很多人来这里凭吊；也有很多文艺演出团队来到这样比较富裕的村子，挣走一把一把的钞票。
盲艺人们演出结束，还要去下一个村庄。钱算得也很痛快，160元。
盲人们背着行李离开村子的时候，没有人相送，也没有人注意，一团团的人群还在那里忙碌着自己的事，孩子们围着疯子窜来窜去。
那条路笔直一下去，是一条黑烟腾腾的公路，一辆辆卡车穿梭往来。村庄的下面是左权县煤炭出境的咽喉——上武煤站。五个盲艺人串成的蹒跚而行的长串，一上马路，立即被鸣叫的卡车惊得乱了阵，慌乱的躲闪当中，一阵黑烟将他们完全吞没了。（
·
93岁的贾兰坡因突发脑溢血至今仍处在深度迷状态。这个即将从生命出局的老人，最牵挂的是也面临着被「世界遗产」清单除名危险的周口店和仍然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贾兰坡常说，没有周口店，就没有我贾兰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没有贾兰坡，也许也就没有周口店了。因为，周口店的历史就在他的书房里。
山顶洞坍塌了
2001年4月9日记者来到位于周口店龙骨山的北京猿人遗址。1987年，这里成为中国首批进入「世界遗产」清单的世界级文物保护单位。1936年，贾兰坡在这里发现了三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1000平方米的遗址博物馆因改造危房而关闭。改造工程因为没钱停工了。展品杂乱地堆放在一起，动物骨骼化石在木展柜里蒙满灰尘。
登上龙骨山，水泥厂的烟雾弥漫在整个山间，博物馆馆长蔡炳溪说，遗址附近大约有十来家小水泥厂，周口店三面的山上有丰富的化石，开矿的老板们发现了都尽快毁掉，怕因化石开不成矿。 猿人洞四壁徒然。几块生锈的牌子挂在崖壁上，写着「灰烬层」、「七层」、「八层」、「发现第一颗头盖骨处」等字样。洞中立着的一块用水泥做的介绍地层结构的模型，已经很破烂了。博物馆社交部主任王志苗说上面原来是有玻璃的，后来被砸碎了。
王志苗指着与猿人洞相连的鸽子洞说：「从这个洞发现的十万件石器，都是贾老一件件从土里头数出来的。」
在发现距今十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的洞口，记者看到，从洞壁滑落的碎石填埋了半个山洞。去年8月首都有媒体报导说：山顶洞开始坍塌了。
馆长蔡炳溪说，他们从未得到过一分钱的保护经费。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给他们13个正式人员70%的工资，其它一切费用全部来自门票收入。遗址每年接待游客约5万人，每张门票15元，学生票还打折。遗址除了维持正常开支，还得支付14名临时工的工资。蔡炳溪还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有十分严格的保护要求，每年都明察暗访，保护不力者将被列入「濒危遗产」，周口店有失去世界遗产称号的可能。
北京人选择了贾兰坡
3月30日，周口店的山花比北京城里的花提前几天绽放。周口店遗址的工作人员采来一大束送到贾老的床前，希望那熟悉的芳香能唤起老人的意识。
贾兰坡常说，没有周口店就没有我贾兰坡。
1908年贾兰坡出生在河北玉田县。高中毕业考上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问他：「这种工作很苦很累，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呢？」他不加思索地说：「为了吃饭。」翁所长听后大笑起来：「说实话好，好好干吧」。
初到周口店的贾兰坡只是个练习生。练习生的地位在研究部门是最低的，但仍属先生行列，能和领导同桌吃饭。除了这些，受苦受累的活都得干。买发掘用的物品，与来访的学者到处看地质，背他们采下的标本，和工人们一起挖化石。
开始他什么也不懂，挖出了化石，就向工人们请教。他们会告诉他这是猪的、这是鹿的、这是羊的。
当时古人类学和古脊椎动物学在中国刚刚起步，国内连一本哺乳动物的教科书都没有，借来的一本英国1885年出版的《哺乳动物骨骼入门》成了大家的宝贝。晚上别人不看了贾兰坡才看。书读起来很吃力，开始每天只能读半页、一页。他的英文底子不好，再加上书中专用名词太多，有些字典上还没有，只好边读边请教。书啃完了，他觉得脑子开窍了。
为了更好地认识动物骨骼，他和工人们打了一条野狗，工人们七手八脚地去皮、挖内脏，他在一旁不住地叫，「不要弄坏了我的骨头」，大家争先恐后地大吃起来时，他还在叫「不要啃坏了我的骨头」。
他把骨头一块块装起来，在不同的部位上涂上不同的颜色，按书上图示的名称，一一写在狗骨架上。
学解剖学时，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人手腕的骨骼。没事就摸，分辨是哪块骨头。猜对了就放入另一侧的口袋，错了重新摸。最后竟能分辨出哪一块是左手的哪一块是右手的。
贾兰坡最后能分辨蚕豆大小的人骨和动物骨骼。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的杨钟健先生不信，用纸将骨头盖起来，纸上只撕手指大的洞，让他认，他看了一会，就把人的骨头认出来了。
1934年他开始主持周口店的工作，他本来有两个大学毕业的助手，但不到一年两个都走了，对这项工作没兴趣。周口店只剩下他，还有一帮工人。
1936年11月15日上午9点半，技工张海泉把挖到的一块核桃大的碎骨片放进小荆条筐，贾兰坡问是什么东西，张说是「韭菜」（碎骨之意），他拿起来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大嚷起来：「这不是人的头骨吗？」他马上让人把现场用绳子围了起来。有一张当年的黑白照片，一些人围着一个人，这个人的脸几乎都贴在了地上，用小铲挖着。别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只有他甩了棉衣，全神贯注。他就是贾兰坡。
慢慢地，耳骨、眉骨也从土中露出来了，头盖骨是被砸碎的。直到中午，这个头盖骨的所有碎片才被全部挖出。贾兰坡将头盖骨送回办公室，清理、烘乾、修复，把碎片一点一点对黏起来。
当时世界著名古人类学家魏敦瑞正在中国检查周口店工作，他听到消息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急忙穿上衣服，带着夫人和女儿往周口店赶。他的夫人说，他激动得把裤子都穿反了。见到「北京人」头盖骨时，这个德国犹太人的手不住地发抖，他明白这颗头盖骨意味着什么。1892荷兰人尤金·杜布瓦发现了爪哇人，认为是猿向人过渡的「直立人猿」。杜布瓦受到反对进化论的教会的指责，不得不将化石锁进保险柜，并承认了自己发现的是猿的化石而不是人的。「北京人」再次证明了人是由猿进化而来，为科学冲开蒙昧提供了力量。
接着贾兰坡又发现了两个「北京人」的头盖骨。最后的一个，比前两个都完整，连神经大孔的后缘部分和鼻骨上部及眼孔外部都有。
消息一下震惊世界，地质所让贾兰坡把一张他的个人照片洗印了100多张，以供世界各国的通讯社发表用。照片上的这个青年，留着三七开的分头，戴着眼镜，西装领带蛮精神的。
「北京人」注定会让发现他的人名垂青史，不论这个人是谁。但「北京人」不是随便让什么人都能找到他的，他选择了贾兰坡是因为看到这个人会痴心不改地将他的一生贡献出来。
翁文灏所长对贾兰坡评价：「虽并非大学毕业，而数年追求很具根底，故应特别待遇，而特奖励。」这一奖励就是提升为技师（相当于副教授）和200银元。
周口店是贾兰坡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科学之路的起点。从周口店开始，他的眼光放在人类的起源研究上。他先后发现了丁村人、蓝田人，将中国陆地上人类的起源上溯到100万年以前。贾兰坡70岁以前基本上在野外搞调查发掘。1995年88岁的他被选为美国世界探险中心会员，贾老说，我现在老得连小板凳也上不去了，怎么能和宇航员同称探险家呢？美国人说，你一生钻过300多个山洞，没人能和你相比。
现在贾老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我是「北京人」的家长
84岁的胡承志两次来医院，贾老都在昏迷。胡承志两次都是一番唏嘘感叹颤巍巍离开的。这两个老人一生的人生经历不尽相同，但都有一块相同的心病，就是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牵挂。现在，活在世上的见过「北京人」头盖骨的人只有三个。一是卞美年，早年去了美国，长贾兰坡半岁，再就是他们二人。这三人中，只有贾兰坡是终其一生研究古人类学的。
1941年12月回到协和医院的贾兰坡听到第一个消息就是头盖骨丢了。他目瞪口呆，怎么会呢？不是早都做了安排吗？
1941年日美关系紧张，中国准备把头盖骨送到美国暂避战争，化石先被白棉纸包好，再用卫生棉和纱布裹上，包上白纸后放入小木盒内，盒内还垫上了瓦楞纸，最后分装在两个白茬木箱里。为了怕引起注意，特地不写名称，只在箱子上标了Ａ、Ｂ字样。化石运出北京后便下落不明，成为世纪之谜。胡承志就是那个装箱子的人。「北京人」从此成为贾兰坡魂牵梦绕的痛。
贾兰坡的书房里有一个大夹子，里面有他追寻「北京人」60年的全部资料，包括当年占领协和医院的日军军官的照片、日本来华寻找化石特派员的资料、中外提供线索者的来信、从四面八方收集到的真真假假的各种线索。哪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传闻，贾兰坡也收集了起来。
2000年，92岁高龄的贾兰坡，再次发起一场「世纪末的大寻找」，他说自己活不了几年了，但看不到「北京人」化石，死不瞑目。历史的伤痛未平息，现实的周口店又成了他一块新的心病。贾兰坡的想法是：在遗址周围种上五十万年前的树木和草丛，塑造出「北京人」打制石器、狩猎、采集果实和使用火的场景，逼真再现「北京人」的生活，使参观者一进来就彷佛回到五十万年前。他说，在「北京人」遗址里，发现的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的化石材料之多，背景之全，全世界没有第二家。任何研究人类学的人都不可能绕过周口店。
他说，人类迁入现代化的公寓后，也不能忘了祖宗的竹篱茅舍。他四处呼吁有识之士关心保护周口店。
贾老说，「北京人」是我的祖宗，我是「北京人」的家长，可惜这个家长没有当好。贾兰坡在周口店为自己选了一块墓地，儿子们明白，父亲死后也要守护着周口店。
墓地很素净，墓碑上只有亡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没有任何碑文和说明。
周口店的历史在他的书房里
贾兰坡一直写作到93岁。80岁以前他写了400多篇（册）学术著作，80岁以后他出了很多像《爷爷的爷爷从哪里来》这样的科普读物。
他有个担心，看着这门清贫寂寞的科学出现人才的断层，怕后继无人。
其实到90岁以后，他已经不能写了。400字的稿纸他要写一天，而且青光眼加白内障使他用放大镜写也会把字写到一堆，都是他的儿子再将它们分开的。直到出事那天他还在写，桌上的一沓稿纸写满了字，边都磨卷了，放大镜扔在一边。儿子说不知道这是给谁写的。
七八平米的书房三壁皆书，只留下门和窗子。书架上是一排一排的贾兰坡亲手装订分类的资料、按年代排列的读书笔记，还有十几本30年代的底片夹和一大摞白木匣子。那里面是周口店几千张老底片。贾兰坡一张张按年代给它们编了号，无奈岁月的侵蚀，有的已经发霉黏连。一个美国朋友说带到美国可以恢复，贾兰坡谢绝了，他说这不是我的，是中国的。
周口店的历史就在贾兰坡的书房里。 书房外间的小客厅里挂着四张黑白的老照片，是中国地质科学先驱的合影，贾兰坡用小隶书一排排写着他们的名字。那上面的人已经一个个地走了下来，走进了死亡，只剩贾兰坡和卞美年了。他们随时可能说走就走。他们所代表的那段历史就要断裂了。
这间书房所珍藏的周口店的历史谁来继承？还有它的主人终身不减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能传承下去吗？
喜欢
0
赠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