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打开手机”

要实施禁令，则应该坚决执行。不能执行则可能导致违法心理得以强化。

在飞机关闭舱门之后，空姐就会例行地通过优美的肢体语言配合录音录像，程序化地告知乘客有关乘机的安全须知，其中一项就是请关闭手机。飞机降落后，仍在机场跑道上滑行尚未启舱门时，空姐也会告知：“飞机正在滑行，请不要解开安全带，不要站立走动，不要打开行李舱，不要打开手机。”但每次我乘坐飞机出差或旅行时，总会有人在飞机还没有停稳时就急着要站起来取行李，此时“空姐”会马上予以制止，如果不听，则前排高大的“空警”会协助予以制止。但我注意到，即使是滑行中，只要落地，不少旅客便打开了手机，开始接打手机或接发短信。虽然同样告知“不要打开手机”，却没有人理睬。当然也有不少人是遵守要求的，对于开机的人常常斥之为没有涵养。与此不同，在飞行中没有人打开手机，或说敢打开手机，因为如果发现有乘客使用手机，空姐将会提出严正警告，乘客如果要再坚持的话，将会对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例如到达目的后将其拘留或罚款等等。因此，没有会坚持在飞行中打开手机并使用手机。

对此，我颇有些扩展的想法。之所以在飞机滑行中，人们不会听从空姐指令继续关闭手机，一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和处罚；二是因为毕竟已经落地，危险已经大大降低。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之所以没有采取坚决的制止措施和处罚措施恐怕也在于实际上就是并没有多大的危险。由于乘客大多数对于滑行中打开手机有多大的危险并不了解，因此是否要打开手机，使用手机就看空姐是否对其采取制止措施了，或者制止的强度了，如果不制止，尤其是不强烈制止，即使有禁令，乘客也要打开并使用手机。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希望尽快与外界恢复联系。

对这一情形可以说明两点：一、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自律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道德自律强一些，而有的人道德自律弱一些。同样一项禁令，有的人会遵守，有的人则不然，对此我们常常用道德素质来加以概括。二、对于道德自律较弱的人，如果没有相应的强制措施和惩罚措施，禁令是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我们在制订禁令或发布禁令时，是否也应当考虑其必要性和实施的成本，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就无须制定这样的禁令，因为一项没有多大必要的禁令会因为长期考验人们的道德自律，而长期考验的结果可能使人们对道德自律性产生“麻痹”和“软化”的作用，自律毕竟是一种约束，而人总是不愿意受到更多的约束的。因此，作为约束应当尽量减低为好。

在飞行中使用手机会对飞行自动导航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应当坚决予以制止，但飞机在滑行中是否也有不利影响呢？如果影响不大那就必要以禁令的方式，要求大家必须遵守。完全可以按照在飞行中使用完全带的劝导方式。飞行中不扣安全带有可能因为飞行中的颠簸而发生意外受伤的情形，尽管几率并不高。对此，空姐的建议是：“由于飞行中有可能因为不稳定气流而发生突然的颠簸，建议大家全程系好安全带。”“全程扣上安全带”只是一种建议。那么，滑行中使用手机是否也可以采用这种建议的方式呢？例如告知：“我们的飞机还在滑行中，建议大家不要打开手机，等飞机停稳以后再打开手机，谢谢合作。”如果认为滑行中使用手机就将对飞机和乘客有危险，那么就应当坚决制止，而不是有令不行，反而强化了人们违令的心理效应。我们可以理解安全措施的考虑往往基于是极小的概率，但如果不能遵守有什么意义呢？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现象是常有的，国家和政府机构发布了不少禁令，但有多少是实际执行的呢？是有效的呢？由于有的措施根本无法执行，有的是没有坚决执行。其结果是，许多人因为知道违反禁令也没有什么后果，或遭受不利后果的概率很低，因此，对禁令熟视无睹。按照人们的说法，被追究的腐败分子，几乎都是因为相当偶然的原因才东窗事发的。家里被盗，情人反目，朋友内讧等。

因此，我们应当强调，其一，充分考虑禁令法规的合理性和实效性。考虑禁令是否有可能实施，有无必要实施。例如在北京五环路上公路出口进入匝道处，限速牌上写明每小时不得超过20公里，而五环限速为８０公里，多数人也是以上限速度行驶，试想一下在以每小时８０公里行使中要一下减为２０公里，这合理吗？有实际意义吗？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车辆是以４０至６０公里的速度进入匝道。当然，我们可以说，进入匝道时速度越慢越好，但毕竟有一个合理程度的问题。其二，如果要实施禁令，则应该坚决执行。不能执行则可能导致违法心理得以强化。如果一旦形成一种社会大众心理状态时，就相当麻烦了。势必发生尽管告知“请不要打开手机”，但人们依然会照样打开手机，视禁令而不顾。这种心理如果普遍化则是非常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