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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的求助者,是邢台的,我了解那里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重灾区。
然而当地的一些感染者,为了来找我,其经历之艰难并不亚于当年地下党穿越白色封锁区的程度。来访者告诉我:他们先是分别骗过看管干部,以出门做农活之名,进田园,然后绕开大路,转上小路,由接应的村民用自行车带到邻县,然后再搭车分别往北京赶,按照大家约定的地方在北京的某小饭馆里集合,之后才挤公交车来找我。
然而,他们来了,只能说是找到了他们认为能够理解他们的我,并不一定能够报道并帮助他们。我曾经努力过,但是报社不断接到各种宣传报道要求,报社只能不断让我受委屈。
想想,这些年来,我不断地在接待着中国底层的求助者。
失地农民来了“帮帮我们!”
拆迁户来了“请为我们鸣冤!”
改制后推出去的产业工人来了“请帮我们说句公道话吧!”
……
从南到北,到东到西,全中国除台湾之外的地方,几乎每一个省区的上访者我都在我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接待过。
然后,我与我的同行们要发出这些平民的声音却是如此艰难,其难度依然不亚于底层平民的上访之难。
一方面,各地的“灭火队伍“越来强硬,另一方面各相关部门关于”和谐稳定“的宣传报道指令越来越多。
面对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神,我与我的同仁们十分无奈,一种折磨一直在持续着,不断持续着。
能够发出很大声音的人,让他的声音更大更粗!
很难发出声音的人,让他的声音更小或者消失!
一方面是记者们为了采访一些干部排成了队,不断向秘书申请行好处,报纸上从版首到版尾都是干部们的豪言壮语,另一方面许多低微的平民也排成了队在报社门口,然后记者们只能服从“宣传有纪律”的钢性制度。
我又一次为我们所做的新闻痛心,许多来自底层的调查,尤其是当下最尖锐问题的报道几乎很难发表。而一些无关痛痒的稿件占了整个报纸。
这个时代还有好新闻吗?
这让我突然想到了《华盛顿邮报》的执行总编辑雷奥唐尼对于好新闻的定义了,他对于好新闻的定义是这样的。
“好新闻更在于改变市民的生活。
揭露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将会改变低劣的政策、节省纳税人的钱、解除行为不端的公共官员的职位。
披露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将会节省消费者的钱和保障他们的健康。
曝光环境、卫生、食品和产品中的危险,将会拯救生命。
检查社会对待穷人、无家可归的人、犯人、受虐待的人、弱智人的方式,将给无声的人以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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