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二
泣血艾滋病(2)
诉讼经历
将近两年的拖延,到最后实在是逼得没办法,这个时间我一直在跑,而且很多媒体帮我呼吁这个事儿,最后省法院没办法,发回重审,等于这两年多又转了一个大圈回到起点。
邢台法院从2003年开始又审理,审完了以后再判,判完了以后又上诉,最终是2004年4月底才把这个官司拿下来,最终的判决跟2001年的判决是一模一样的,绕了一个大圈子。
王为军:自从这个事儿出了以后,我就一边往上找一边在想,我带着孩子,甭管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不会灰心。不管是谁我都不怕,甭管到哪儿,一旦有人跟我说不客气的话,我就跟他们连吵带骂,心里就像疯了似的。最初有一个卫生部的处长,到99年年底的时候,他跟我说这样的话,说:“你跑的次数也不少了,因为你的事儿,我们卫生部三次给河北省发文要求调查这个事儿,但是不好办,你要想打官司的话,只能告。”那时候说实在的,打官司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因为找律师,进入司法程序,老百姓根本都不知道,两眼一摸黑。我在底下也跑过几次,也找过司法局的人和律师,但是他们一听我的事儿就摇头,根本就不敢上。我真正进入司法程序是在2000年的4月份,是北大的一个法律研究中心帮我接的这个案子,到河北省高院立案,虽然那时候立案是顺利的,但是没想到后面的官司过程很难。
时间是2000年4月份正式立案,一直在省高院压了4个月,他们也不跟你说,我找一趟,他们说等着吧。一直拖到8月份才转到邢台市中院,从邢台市中院受理到审理,又是一年零十二个月,其中光开庭就开了4次,对方一直在狡辩,一直提供伪证。但是,我感觉那时候法官还是真不错的,最终能做出一个判决,让我感到稍微有点欣慰。那时候的判决跟现在的判决是一模一样的,赔偿我36万。随后我又提起上诉,上诉到河北省高院,从高院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审理,前前后后又上北京。
其中有一个细节,对方始终认为我的孩子是在讹诈,不是这个病,我的妻子、孩子都不是这个病。我说如果你们说不是这个病,那我们上北京检测去。在法院的执行下,由原被告三方到法院一起又抽了血做化验,才把这个事儿定下来。但是判决始终迟迟不能下达。将近两年的拖延,到最后实在是逼得没办法,这个时间我一直在跑,而且很多媒体帮我呼吁这个事儿,最后省法院没办法,发回重审,等于这两年多又转了一个大圈回到起点。我当时确实挺气愤,没办法,只能从头再来。在邢台法院从2003年开始又审理,审完了以后再判,判完了以后又上诉,最终是2004年4月底才把这个官司拿下来,最终的判决跟2001年的判决是一模一样的,绕了一个大圈子。
胜诉后的苦恼
经过协商,最终达成协议,我少拿1万块钱,拿35万,最终是2005年6月1号以前把余额全部付清。
6月14号我去的,到那儿一看,年底写的协议书被医院的院长王顺英撕毁了。
一个医院院长竟然在法院里就把国家的法律文书撕毁了,而且撕毁文书后也好好的从法院里走了。我不知道这算什么?
这个案子最终也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答复,就搁在这儿了。
虽然官司打赢了,我从去年5月份就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多亏了媒体又帮助我再呼吁的情况下,拿到的赔偿款仅仅不足三分之一,而且是从法院的上诉费里扣出来的这部分款退给我的,一直到现在,执行款仍然拿不到手。
我还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法院找我说想找一个合理的办法,能够把这个事儿了结。我说我一直想了结,我说我拿到判决的时候就相信法院,他说你再让一步,我说怎么让?他们说你少拿一点,我们跟对方说让他们一次性付清,我说拿多少?他说拿多少是你自己的事儿,经过协商,最终达成协议,我少拿1万块钱,拿35万,最终是2005年6月1号以前把余额全部付清。没想到等到4月份,主办案的法官换了。我找到他们说这个协议算不算数?他们说仍然算数,等到5月底再找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再等两天,毕竟还有两天的期限。6月14号我去的,到那儿一看,年底写的协议书被医院的院长王顺英撕毁了,我问法院的主办人这个协议怎么回事儿?他们说我们也没辙,我说那法院说的话算不算数?他们说没办法,已经把这个事儿上报院长,请院长定夺,我说执行的事儿呢?他说执行我们继续办。等于一年多又绕了一个大圈,一个医院院长竟然在法院里就把国家的法律文书撕毁了,而且撕毁文书后也好好的从法院里走了。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到现在我也是每隔一段时间跑一趟法院催一趟,他们说的都不错,每次到那儿是好话把你支走就完事儿,这个案子最终也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答复,就搁在这儿了。
王克勤:王为军把自己的艰辛在这里恳切地给大家陈述了一遍,为军的官司到现在还没打完,大部分的款到现在也没有执行,对为军最早伸出援手并且予以报道的是寿蓓蓓,请寿蓓蓓讲一些背景吧。
寿蓓蓓(南方周末记者):
我姓寿,万寿无疆的寿,寿蓓蓓。其中刚才为军说的这些艰辛,说得不到万分之一。因为他主要是在陈述官司的曲曲折折,我说一下我第一次见到为军的情景。
采访王为军的经过
我就到当地去采访,先去的王为军家,整个的采访过程也非常曲折,有的时候甚至能说得上是离奇……
那是在1999年10月份,我当时是报道邢台艾滋病的事情。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他们家的小院子里,午后的阳光非常明媚,但是为军的这张脸是失魂落魄,他抱着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刚刚找回来,好象失踪有十多天了。
当时他跟我讲,他的孩子是由一对老夫妻抚养,为军他也不认识这对老夫妇。这个孩子就没有经过自己父母的同意,就被送到另外一家人那儿抚养了,我想这算不算绑架?最后在几次努力下,很辛苦才把孩子找回来,因为如果孩子找不回来,活的证据就没有了。
我当时给孩子照了照片,亮出她的小胳膊,上面布满了紫色的针眼。我做这个报道的动因很简单,最早我也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题材,对这个题材并不陌生。那时候得到这个消息源非常简单,在河北邢台有一个母亲因为得了艾滋病死掉了,她的孩子才3岁,也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医院不承认跟他们有关系。我当时一听到这个情况,知道在九十年代中期或者是早期,中国很多省份的农村都有自采血的传统。总之是血液管理比较混乱,所以因为输血造成感染艾滋病是很有可能的。
我就到当地去采访,先去的王为军家,整个的采访过程也非常曲折。有的时候甚至能说得上是离奇,开始医院说王为军的妻子即使是死于艾滋病,也跟在他们医院生孩子没有任何关系,是因为王为军生活作风有问题,是从王为军这里感染到的艾滋病,因为他曾经外出打工一两年,但是最后结果显示王为军自己是健康人,不是病毒携带者。而他们有多年的夫妻生活,他如果被感染也是正常的结果,如果他真的被感染的话,反而说不清了,医院的谎言似乎就成立了,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再一个,认定输血感染的时候,因为是武安市防疫站认为是输血感染。因为艾滋病传播就是几种渠道,排除其他渠道,认为就是输血感染的。这种情况下,这家医院又出了一个叫做刘宝的献血员,医院是捏造的这个人,说这个人是健康的,即使是违规自采血,也不能证明是医院输血导致王为军的爱人感染艾滋病。这样的情况下,我又包了一个车,跑到另外一个很远的地方找到了刘宝,发现那家人在这个事情中的角色就一目了然了,他其实也是受害者,家徒四壁,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威胁利诱。在采访过程中,我也录到了一些东西,有些也写进了相关的报道。
总之,在我遇到王为军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处于走投无路的状态,当然现在也看不到太大的希望,也是有新的困境。
协助王为军走上诉讼之路
我想王为军怎么办呢?因为从行政的力量的确已经是无路可走了,从卫生部门,从地方政府,能走的都走了,而且我也通过了一些渠道,已经的确也都知道没有更多的帮助了,只有打官司。
在99年12月1日,离此艾滋病日最近的报道,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以后,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很多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要求捐款捐物。新闻的报道按说是到此为止了,因为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报道,而没有更多的干预,而且从行规的角度说似乎也不好再做更多的工作了,这样对他的帮助也是有限的,因为毕竟舆论的压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我想王为军怎么办呢?因为从行政的力量的确已经是无路可走了,从卫生部门,从地方政府,能走的都走了,而且我也通过了一些渠道,已经的确也都知道没有更多的帮助了,只有打官司。而官司也明明知道可能是个陷阱,可能也是循环往复下去,最终胜诉了,也有执行的问题,的确没有办法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找了北京大学妇女权益法律援助中心。在此之前我和他们素昧平生,跟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仅仅知道有这样的机构。我想虽然受害者已经去世,但她是一个女性,而且留下了的小女孩又是病毒携带者,北大妇女法律援助中心是否能伸出援助之手?我就带着报道去找他们。我当时连报纸都没有拿,就是从网上下载下来打印了两份。法律援助中心的人非常有正义感,很有同情心,她们都是妇女,都有很大的诚意。我把我的报道给她们留下来,等她们的答复,最终听说她们接了这个案子。具体做案子的两个律师,其中的刘薇律师,我们是直到官司胜诉后才见过面。她们又没有什么费用,打了几年官司,非常艰苦,我觉得能胜诉也是非常意外的。
有一个背景,在座的大家肯定都不知道,不仅仅是一个医疗纠纷,医疗官司本身就很难打,患者是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当地的医院虽然是一个私立医院,但是有很大的背景。具体来说是,从地理位置来说,邢台是个地级市,沙河市是邢台下属的县级市,王为军所在的地方虽然不属于邢台,但是因为武安市和沙河市是平级的两个县级市,医院所在地在邢台,所以他跟邢台打官司,包括看病、住院,因为都离得非常近,这个医院叫康泰医院,这家医院的院长叫王顺英。这个医院虽然是私立医院,但是王顺英退休之后自己做的医院,她一直做妇科,所以方圆多少里的农民都免不了到这里生孩子,生孩子就免不了输血,也不知道感染了多少?
王顺英的亲妹妹,是沙河市副市长,分管的是卫生文教,而且她自己的弟媳是邢台市市长叫马兰翠。我在采访过程中,每一个人都跟我讲他们家的家族背景如何厉害。
采访康泰医院的经过
有地方媒体也来采访,但是后来没有见报。他们在采访康泰医院后,从医院出来,就跟来了三个高高大大很魁梧的男士。
我在采访的过程中,王顺英也是有意无意地炫耀自己的家族背景,虽然没有讲得那么细,但是也有间接的威胁在里面。
讲到这,我还想提到一个人,就是李黔冀,当时我的消息来源就是从李黔冀那儿得到的。他跟我说得很简单,在我去采访调查之前,其实他也并不了解其中的复杂,他也是听了传言去证实。
我们一起去做了绝大部分的采访,最后一站是到了王顺英的康泰医院。这中间为了采访方便,我一直是包了一辆车,到了康泰医院门口,我让李黔冀留守在车里,我自己进去。我告诉他,如果20分钟以后我不出来,你就跑,就开车到哪里去,打电话给谁。在这之前,有地方媒体也来采访,但是后来没有见报。他们在采访康泰医院的后,从医院出来,就跟来了三个高高大大很魁梧的男士。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劝我说形势不是很妙,你这样进去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要冒然去,我曾经也犹豫过。后来我想既然是调查报道,如果只报道其中的一方,对方我甚至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采访过,对我自己来讲,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就去了。跟李黔冀讲了一些交待的话,他的大男子的激情一下子激发了。开始,他一直很犹豫,也不想去,最后他说算了,我陪你一起去。如果这样,我们在医院外的路就断掉了,万一有什么事儿也跑不出去。但由于我内心的矛盾,最后我也没有拒绝,就这样,我们俩就一起去了医院。事先打听好王顺英长的什么样子,找到她的办公室,一路斗智斗勇,最后总算是见到了王顺英,而且正式做了采访。
在采访的过程中,王顺英也是有意无意地炫耀自己的家族背景,虽然没有讲得那么细,但是也有间接的威胁在里面。正好当时沙河市卫生局局长到他们医院检查,我还过去跟他们讲了几句话,包括王顺英后来还留我们在医院吃了面条,我们也留下来吃了。吃的时候李黔冀很不放心,怕吃的东西里面下了什么料,迟迟没有动筷子。王顺英说卫生局局长也是吃我们的食堂,也是吃面条,吃的跟你们一样。
当地的治安环境对采访记者的影响
当地有很多废弃的小煤矿,里面经常有一些人像包了粽子一样被扔进去……
李黔冀今天没有到场,本来也是要来的。他是最早关注这个事情的,而且这么多年以来,一直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包括在单位也受到打击报复。
有一个背景大家可能不了解,显德旺是个采煤区,到处有废弃的小煤矿,我是找当地最好的一家酒店住的,即使如此,听李黔冀跟我讲,同样档次的酒店,刚刚发生一起有人从高层被人扔下来的事情。包括当地有很多废弃的小煤矿,里面经常有一些人像包了粽子一样被扔进去。失踪了一个人也没有人过问,永远就成了一个秘密,治安环境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是处处小心。
总之,最后我采访到了我需要的东西,本来是想再呆一天的,希望有更多的采访,最后没有实现,是因为中间又有一些小插曲,等于是连夜赶回了北京,说起来有点丢人。但是记者肯定是要考虑安全问题的,如果连安全都保证不了的话,谈何日后见报呢?包括李黔冀,他多次给我打电话,当面也说,佩服我勇气的话,我说我和你的情况不一样,我毕竟是从其他地方来做报道,我会回到我原来的环境,而你是当地的人,受到环境制约的影响比我大得多,不可同日而语。
李黔冀今天没有到场,本来也是要来的。他是最早关注这个事情的,而且这么多年以来,一直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包括在单位也受到打击报复。
对研讨会的体会
我们即使到了正规的大医院,不是自采血,也同样会受到这样的感染。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能够获救的可能性是非常可怜的……
怎么办?不可能由民间来解决,因为解决方案肯定不是在民间手里,而且是非主流的,不是持之以恒能做下去的办法,但是又能怎么办呢?我觉得你(王克勤)今天提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谢谢你,也谢谢大家。
我觉得王为军走到今天特别的不容易。处处碰壁之后打了官司,最后终于胜诉了,胜诉之后执行不了,又拖了这么多年。我问过他,你觉得是幸还是不幸?的确,遇到这样的事情,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无意中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是有可能的,而且一旦遇到的话,必然是一个弱者,也会处于同样求告无门的境地。
大家如果看到王克勤写的相关的报道,就会知道刚才我说的话的意思,在当地曾经用过山西来的废血,里面有各种病毒,包括有艾滋病病毒。这个血液在当地不仅供邢台的患者用,而且也供到北京、上海。也就是说我们即使到了正规的大医院,不是自采血,也同样会受到这样的感染。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能够获救的可能性是非常可怜的,像王为军,即使胜诉了,也没有办法执行,找当地政府,都是走不通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王克勤他们办的这个会,我觉得是很现实的,是很多人都有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怎么办?不可能由民间来解决,因为解决方案肯定不是在民间手里,而且是非主流的,不是持之以恒能做下去的办法,但是又能怎么办呢?我觉得你(王克勤)今天提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谢谢你,也谢谢大家!
王克勤:寿蓓蓓是第一个撬开邢台艾滋病问题的记者,她经历了很多风险,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她的帮助下,王为军起码官司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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