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印度总统纳拉亚南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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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印度总统纳拉亚南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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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23日下午要下班时,一位外国人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我:您是王博士吧?我以为他是来了解中医的,那个时候,来我们单位参观或学习的外宾很多,因此,我把中医所包含的内容一口气都给他介绍了一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印度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名叫Margo Huge,他来的目的是为月底即将访华的印度总统科切里尔·拉曼·纳拉亚南找一个中医大夫。
纳拉亚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印关系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2000年是中印建交50周年,受江泽民主席邀请,纳拉亚南总统和夫人乌莎·纳拉亚南于当年5月28日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记得纳拉亚南总统抵京当日下午6点左右,我和我的同事刘陶新大夫就被接往钓鱼台。当我们进入总统下榻的院子时,看到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我心想纳拉亚南总统一定是带病访华的,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在大约等候了两个小时,一位非常英武的工作人员带我们来到总统的房间。我们一进门,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首先迎上来的是两位随团的印度著名医学专家,他们显然对中医不太相信,一见面便说:总统第一不能吃中药,第二不能扎针,你们有什么办法。不论是理论,还是临床,在中西医交流的过程中时常会遇见一些有意无意的不理解。好在我们早有准备,因此,十分从容的回答:有办法的,请先介绍一下总统的病情。经过交流和我们的辨证,最后确定了一套点穴治疗的方案。
在我们50分钟的点穴治疗过程中,总统的两位医生的眼睛始终盯着我们施术的每一个部位和动作,围着治疗床不停的看。治疗刚完,他们便拿着血压计和心电图仪进行测量,结果不但仪器的显示非常好,而且,总统在下床时,也不断肯定说:很好!很好!就这样,我们过了西医专家的那一关。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随访华团又去了大连、昆明,每天根据总统的行程安排,治疗1-2次。在整个治疗期间,我们尽心尽力,随时分析病情,调整治疗方案,最终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记得后来外交部亚洲司的领导让去汇报工作,结束时说:这次总统的日程没有受身体的影响而改变,感谢你们的出色工作。
在随团的日子里,我们也有幸参加了许多参观活动,与纳拉亚南总统有较多的近距离接触,他的平易近人,始终挂在脸上的从容和慈祥,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2004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50周年,在6月间,北京要举办庆祝活动,邀请了许多国际政坛元老级人物,纳拉亚南再次应邀访华。访华前,纳拉亚南通过我驻印使馆转达,希望我们能再次全程陪同并予以针灸治疗。于是,我们6月10日接到邀请电文后便欣然前往。有趣的是,第二次又见到了上次的那位西医专家,于是,我先半开玩笑的说:第一不能吃中药,第二不能扎针?结果,又是一次意外。他连连说:不,不,可以扎针!看来人的信念是可以改变的,何况这只是一个观念。这一次访问的行程是北京、杭州和上海,也是每天治疗1-2次,所不同的是我们的治疗方法更多了,不仅可以针灸,而且还可以用中药,这次和西医专家也相处的非常融洽,我们治疗时再也不盯着看了,而是坐在一边和咖啡,还与我们讨论一些医学问题,在上海分别时,我们向他推荐了一本书,就是程莘农院士主编的《中国针灸学》英文版。
文化的差异往往是产生矛盾的最深根源,大凡理解中国的人,一定了解中国的文化。纳拉亚南曾出任过印度驻华大使,在中印关系上,他始终都是积极、友好的,就象他信任中医一样。记得有一次印度卫生部部长来北京参加一个南南合作会议,时任印度驻华大使梅农(Shiv Shankar Menon)设家宴,宴请他和中国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我也因曾为总统看病而被邀请出席。席间印卫生部长说,纳拉亚南总统让我借北京之行了解一下中医,所以我牺牲了参观长城的时间,访问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听了他的话,我兴奋起来,当即借此机会,好好传播了一回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