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林密

经济观察报：当前中国城乡、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你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实质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存在历史原因，即中国现在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过去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因为劳动力的充分供应，抑制了工资水平上升，使劳动报酬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同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资本、人力资本和土地等其他要素回报上升，也导致劳动回报相应减少。

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体制问题，例如垄断部门的垄断收益、资源收益、土地收益的分配体制，很长时间以来没有理顺，使得既得利益者利用体制缺陷获得相关收益，并将这种既得利益强化、固化。其中腐败导致的收入分配失衡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此外还包括各级政府过于重视经济增长、重视投资，忽视充分就业、忽视改善公共服务等政策方面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你曾说过如不能杜绝产生灰色收入的制度漏洞，就不能解决灰色收入问题，你怎么定义灰色收入？

王小鲁：在我看来，凡是法律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性和按照公认的社会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可质疑的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来源不明的收入以及合法收入中为了逃税而不愿公开的部分，都可以叫做灰色收入。其中当然也包括很多非法收入，但在无法认定的情况下，只能称为灰色收入。

经济观察报：灰色收入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王小鲁：灰色收入与现行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有直接关系：对垄断性收入、资源性收入的分配缺乏合理的税制，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税收征管体系不健全，导致个税大量流失；信用体系不发达、金融监管落后，导致对种种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缺乏制约手段；制度透明度低、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使得许多制度和监管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使腐败行为禁而不止。这些制度安排上的漏洞，是灰色收入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只能通过相关的体制改革来改变。

经济观察报：你重点提到了垄断性收入、资源性收入分配缺乏合理税制，你认为应该怎样改变这种现象呢？

王小鲁：目前资源性企业的利润，除上交所得税之外，均变成企业可分配利润，这是不合理的。这些利润大部分是资源性收益，而非经营收益，应归全民而非企业或投资者所有。因此应尽快建立资源税体制，实现资源收益的全民共享。可考虑设立垄断利润调节税，改革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利润主要部分纳入公共财政，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等。此外，土地收益分配制度需要尽快改革。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春节后的珠三角“民工荒”现象？

王小鲁：这有几方面原因。首先，过去农村年轻人大量进入城市打工，留在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导致劳动力转移速度逐渐放慢。其次，由于沿海地区外向化程度高，前一个时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打击也就更大，而中西部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对劳动力需求更为旺盛，很多劳动力就流向了中西部，导致沿海一些地区经济恢复过程中一时找不到劳动力。再次，最近两年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比较快，家里条件改善了，一部分人就选择了留在农村。

经济观察报：这对经济格局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王小鲁：劳动力供求总的来说是由市场决定的，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局部出现一时的短缺也很正常。另外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和其他一些相关措施的实施，总的来说，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是变好的，劳动报酬在逐渐提高。这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应该说是件好事。有些企业可能会因劳动成本上升而面临困难，某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但因为竞争，产品价格可能提高不了多少。但总的来说利大于弊。

首先，这对改善收入分配是有好处的，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可以增加，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使发展更加协调。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产业转型。企业需要转型。这个过程会很长，但技术含量较高、资本密集度较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会逐渐增多，而劳动高度密集、技术含量很低的产品会逐渐减少，会带来经济效益提高。过去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利润很低，提高产品的技术、资本含量，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观察报：你刚才提到产业转型，从危机开始，就一直在强调转型与调结构，但是经济的增长仍是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在后危机时代，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改革才能把调结构落到实处？

王小鲁：在产业转型方面，政府能做的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需要企业做的。企业也是有动力的。我们需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企业这些年在研发支出中占的比例一直是上升的，已经超过了政府的研发投入。企业应该是推动结构转型的主体。政府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改善市场环境。例如在研发方面，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一个企业花很大成本搞研发，但成果得不到保护，很快被其他企业仿制，这会打击企业从事研发的积极性，政府应该下大力气改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环境。此外，在中小企业融资、税制等方面也需要改善，总之，就是政府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此外结构调整并不只是产业转型，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恢复消费与储蓄结构的平衡，使经济增长转向主要靠内需驱动的轨道上来。这又涉及到改善收入分配和改革一系列相关体制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近几个月西南干旱，加大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你怎样看待今年面临的通胀压力？

王小鲁：去年的货币供应和贷款增长很快，今年旱灾对农产品供应可能也会有些影响，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胀，但估计不会很严重。中国的货币供应与CPI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货币学派说的那么密切，而且往往过剩的流动性并不是流向商品市场，而是流向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目前房地产市场是存在泡沫的。在商品市场上，由于目前很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这实际上抑制了价格的上涨。

经济观察报：最近人民币升值面临的外部压力加大，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小鲁：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实质问题，实质问题是美国储蓄过低，生产少，消费多，自然需要大量进口消费品，即使不进口中国的产品，也会进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美国自己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当然中国也存在相反的问题，消费率过低，需要调整结构，逐渐改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促使居民消费上升。这个问题也不是靠调汇率能够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