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国君只要利用奖罚就可以把臣民治理好。

逻辑问题：

1.古人的观点未必正确，更不能不加批判和反思地直接作为现在治国的基础。而且法家的观点，在先秦时期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为什么不选择儒家、道家、农家…以及后来西方各种各样的政治法律理论，而非要以法家作为现在治国的理论基础？何况历史上以严刑酷法治国的商纣王、秦始皇等都没有好的结局。

2.利用奖罚来治理臣民，也许是必要的，但以此推出只要利用奖罚就能把臣民治理好，就犯了混淆充分条件的逻辑错误。试想，如果国君的奖罚不公，或出现了严重的天灾人祸导致民不聊生，或民族危亡时期救国义士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致力要推翻你的暴政。这个时候，国君单纯的奖罚对治理臣民就未必有效了。

3.就算假设世界上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廉洁之士，但相对来说，还有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稍微廉洁些。所以，任用相对廉洁的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同时，因为他们相对比较廉洁，所以任用他们比任用私心贪心重的人，在监管上就更容易；在防治贪腐、廉政建设的成本上，应该就更低。

4.监察官也好利恶害，也有可能和别的官员一起共谋私利，所以依靠监察官确实未必能完全杜绝以权谋私，但不能因此就推出这种方法没有任何合理性。因为有了他们的监察，整个社会上所有官员的以权谋私毫无疑问要比完全没有监察减少很多。

5.监察官方法不合理，就能推出臣民监督揭发的方法合理可行吗？试想，如果没有检察官，国君又怎么知道臣民知道某官员犯罪而不揭发呢？臣民揭发某官员之后，又如何判断这些揭发的真假？还有，臣民和官员之间的相互包庇，臣民监督的方法又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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