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访问同济大学。

左起：上海市副市长周慕尧、同济党委书记王建云、乔石、乔石夫人郁文、同济校长吴启迪。

这张照片，我比较喜欢。在我的坚持下，编辑最后选用了，很开心。

   本文刊《上海滩》2021年第7期（经王建云书记本人审阅，具体内容以发表稿为准）。系为迎接建党百年，协助离退办工作，协同人文学院副院长黄松《文化资源概论》课程教学展开的采访。根据我近年来的研究，如果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同济校内主要党组织算上，王建云应是同济第14任党组织负责人。作为研究者，在我看来，文章的一大亮点，在于老书记对青少年时代艰苦生活的回忆，体现了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包括老书记的自信和风度。感谢《上海滩》！

    人物小传：王建云，江苏江阴人，1938年11月生，研究员，2000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就读于江阴市华士镇中心小学、龙砂中学，江苏省南菁中学（江阴市）。1957年考入同济大学铁路系（1958年和桥隧系合并成立路桥系）铁道建筑专业，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64-1965在上海奉贤县泰日公社、崇明县城桥镇参加“四清”运动，1965年起任同济大学党委组织部干事、中共同济大学核心小组及同济大学革委会秘书，1979年在数理力学系数学教研组任教，1983年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任党委办公室主任（期间曾兼任校长办公室主任），1989年任党委副书记，1991年10月-1992年1月在国家教委教育行政学院学习，1991-2000年任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2000年起任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同济大学企业发展总公司董事长，2001年11月退休。中共上海市第六、七届党代会代表，上海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我的同济梦 

         口述：王建云 整理：章华明 黄彦宁 郭欢颜 钟欣琦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和很多人一样，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梦想。概括地说，我有过三个梦想：温饱梦、红专梦、同济梦。但说来惭愧，这三个梦想，都是从“本位主义”出发，格局也都不算大，但却接地气，实在。最关键的，在我看来，这几个梦基本上都实现了。 

同济食堂解决了我的“温饱梦” 

先说说我的“温饱梦”。我是江苏江阴人，童年时期做的是“温饱梦”。我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是苏州一家土产公司的普通职员，母亲是普通家庭妇女。我们家在江阴华士镇上的住房一直是租的，前后一共搬了五次。我兄弟姐妹四个，我是最小的，前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迫于生计，我大姐读到小学三年级、二姐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我哥小学毕业后到私塾读了一年也辍学了。

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想吃饱肚子都不容易。我三岁时生病了，口渴要喝水，但家里唯一的热水瓶坏了，倒出来的水是冷的。我母亲就把水含到嘴里，等水温了后再喂给我。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了，经济和社会条件各方面都比以前好多了，国家还给贫困家庭的孩子助学金，我也总算有机会读到初中毕业，后来又升入当地著名的南菁中学（今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读高中。

我是1957年高中毕业考大学的。1957年恰好是非常难考的年份，全国招生名额只有10.7万人。当时国家的招生制度不仅要求学生的成绩好，而且还要看家庭出身。我当时学习成绩、家庭出身都比较好，所以就受到机遇的垂青，顺利地从南菁中学考入同济。

那个时候，国家对大学生的培养是非常重视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还可申请助学金。我在南菁中学读高中时是住校的，每月伙食费是8.4元。当时同学们是吃桌餐，8人一桌。进同济后，食堂的伙食也是很不错的。我读到过章华明老师写的《“吃在同济”的由来》，情况的确如此。当时，食堂的菜分甲、乙、丙三等，其中甲等是1毛5分，乙等是1毛，丙等是5分，而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是12.5元。虽然不能大鱼大肉，但比家里要好得多，温饱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响应毛主席倡导  做起“红专梦” 

再说说我的“红专梦”。1953年10月，毛主席开始倡导“三好”，即“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7年10月，毛主席又倡导“又红又专”。受整个大环境影响，我在同济读书期间做的就是“红专梦”，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红专健”，即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三好”。

我在同济读的是铁道建筑专业。我入学的时候正值同济建校50周年。当时校园面积狭小，设施也非常简陋，连大礼堂都没有，现在的校长办公楼——逸夫楼那边是胜利楼，电信楼那边则是一个大草棚，开会、吃饭什么的都在那里进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边刻苦学习，一边参加“劳动建校”，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我们那届铁道建筑专业一个年级共一百五十人，分五个班。我们班级比较特殊，有不少调干生，即以前工作过、直升进大学的学生。我是在1955年读高中期间加入青年团的。我们这些小青年刚进来都是十八九岁，很多东西都不大懂。可以说，调干生就是身边的榜样。虽然他们的文化基础相对较弱，学习上困难较多，但他们都很自觉、刻苦，所以后来也都跟得上了。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关心集体，积极上进。他们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启发和影响，使我意识到自己也应该追求进步。加上当时学校提倡“红专”，同学们都把入党作为一个目标来追求，所以我也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另一方面，我心里对党有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感觉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今天，进而对党就有种感恩的心态，所以也就和不少进步同学一样，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希望能从共青团员进步到共产党员。经过党组织的培养和考察，我对党的认识逐步从特殊的个人感情上升到一种新的认知，终于在1959年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说到学习，由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包括反右斗争以及“三夏”“三秋”劳动等，我们接受课堂教育的时间比现在的大学生要少得多。单就受教育的时间论，我们参加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时间要占去大半。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暑假在嘉定南翔参与修建铁路编组站。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土从车上卸下来，然后运走去填路基，或者是把原来路基上面不平处刨平，趴在车厢下面把铁道两边的泥土清理掉。那时我们早上很早出去，晚上很晚才回来。我们住的地方也十分简陋。那个时间段，小学生已经放暑假了，我们就借住在一所小学里，课桌一拼，席子一铺，蚊帐一拉，就住下来了。还有一次是参加沪宁铁路复线建设。当时，沪宁铁路还只有单轨，没有双轨，不是复线，我们参加的就是沪宁铁路复线的建设工程。我们整个班沿沪宁铁路，从上海一直拉到安徽的明光一带。我当时被安排在无锡火车站东边的工地上劳动，主要工作就是和工人师傅一起浇筑混凝土，外加一些测量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两三个月。其间，我们一直住在工地帐篷里面，和工人生活、工作在一起。我们这个专业出来的学生也因此养成了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作风，并且动手能力较强，这对于我们日后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需要的是可以为国家奋斗四十年甚至五十年的专业人才。尽管当年生活和学习条件都比较艰苦，但整个学校的氛围还是相当乐观、向上的，对体育锻炼非常重视。我读书的时候，尽管水平不是很高，但参加体育运动是很积极的。当然，这也和学校推行的“劳动卫国制”有关。整个读书期间，我们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早上起来早锻炼，下午下课以后参加课外体育锻炼，而且不少同学参加的还是竞技体育。我还参加过学校组织的马拉松长跑，路线是从我们学校理化馆，也就是现在的瑞安楼前出发，途经四平路、大连路、邯郸路、五角场，这样兜三圈，最后回到学校，一共四十二公里外加两百米，一个标准的马拉松。另外就是参加五公里竞走。还有一项就是体操，包括单杠、双杠、吊环、鞍马、跳箱、自由体操六项。这些项目我都达到了三级运动员水准。 

民主选出同济校史上首任女校长 

前面说的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梦，现在说说我的“同济梦”，这也是我最想说的。到了工作阶段，我做的就是“同济梦”。作为同济的一员，如果说在工作上有什么具体的愿望或者说梦想，那就是：我希望有朝一日，同济能够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性，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有重要影响、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高校。现在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习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回过头来看，我的“同济梦”其实正是“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梦想在我担任同济党委书记近十年的时间里，变得更具实践性和挑战性。为此，我一直很谨慎，很努力，就是怕自己做得不够好。何况这个时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风起云涌、高潮迭起的时期，也是同济面临挑战最为严峻的时期。这个时期，我先后同国内知名环保专家高廷耀教授、后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吴启迪教授搭档，团结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抓住时机，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并努力付诸实践。印象比较深的有五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民主推举校长。

199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7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211工程”正式启动。到1994年5月，“211工程”部门预审工作开始实施。

学校党委认为，高校首先要做的就是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要始终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并切实加以推进；同济如果能入选“211工程”，将有力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所以，就在党中央、国务院酝酿“211工程”之初，同济就提出要“全力争取早日进入‘211工程’，把同济大学办成一流名牌大学。”我还通过学校有线电视台做了全校动员。当时学校正逢行政领导班子换届，时任校长高廷耀教授因年龄原因即将离任。作为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同济以往校长的产生，主要是由国家教委党组派成员深入学校，听取意见，经过严格筛选、考察，确定人选后由国家教委任命。1994年下半年，国家教委推出民主推举高校校长改革试点工作。在我看来，同济要想进入“211工程”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校长，而民主推举校长正是学校争取被列入“211工程”的最基础工作之一。关键时刻，我与高校长商量，同济是否考虑参与国家教委民主推举校长的试点。最后，经党政领导班子商讨一致，学校向国家教委正式提出民主推举校长的试点申请。得到国家教委同意后，1994年11月，同济民主推举校长工作拉开序幕。

民主推举校长的具体工作由学校党委负责，由国家教委派人进行指导。学校随即成立由各方人士参加的17人推举校长联席会，相关工作有序展开。当时，李国豪老校长对学校民主推举校长一事也特别关心。他认为，除了国家教委规定的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健康状况等条件外，推选新校长还应考虑：同济与德国之间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未来的校长应该跟德国有比较紧密的联系；同济作为国家重点高校，应是开放的、面向世界的，相应地，同济校长应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推选上来的人，最好是比较年轻、精力比较旺盛的人，因为学校正在争取进入“211工程”，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做此事。李校长当时跟我讲，他个人比较赞成的是吴启迪。李校长还时时关心工作的进展。他在赴南方出差期间，也几乎毎天与学校电话联系，了解推举工作进展情况，并给予指导。

经过综合考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归来的副校长吴启迪教授，脱颖而出，被确定为同济校长人选。1995年2月，经由高廷耀校长提名、向国家教委报备后，国家教委正式任命吴启迪为同济校长。就这样，当时只有47岁的吴启迪，成了同济近90年历史上的首任女校长，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中首位经民选产生的校长。通过媒体的广泛宣传，这一事件在当时中国教育界引起不小轰动。吴启迪俨然也成了“明星校长”，同济更成功地扩大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提升了社会知名度。

                              李岚清副总理盛赞“同济模式” 

除了民主推举校长，在领导班子层面为“211工程”建设打下基础之外，与地方政府共建也是上世纪90年代同济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当时，国家教委与地方政府共建部属髙校是髙教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否争取实现国家教委与上海市政府共建同济，这对同济未来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大事，也是同济进入国家“211工程”前的一道坎，必须力争。为此，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想尽各种办法，包括积极主动向国家教委汇报同济对上海经济尤其是市政建设领域的贡献，等等。1995年3月，李岚清副总理在谢丽娟副市长陪同下来同济视察。李副总理高度评价了同济教学、科研改革成就及为上海市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并鼓励我们为把同济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继续努力奋斗。此后，经过学校特别是吴启迪校长的多方努力，1995年10月，国家教委与上海市政府宣布对同济实施共建。

1996年7月，国家教委和上海市政府宣布将上海城建学院和上海建材学院撤销建制并入同济，实现中国普通高校中三种不同隶属关系学校的合并，创造了“共建”的新形式，意义重大。正因如此，上海市政府把这一改革称之为调整高教布局结构的标志性工程，国家教委则视其为中国高教管理体制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一项示范型工程，李副总理更称其为中国高教改革中的“同济模式”，并在多种场合下给予肯定。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相关部署，以“同济模式”的成功试点为基础，除教育部直属及极少数军事院校外的其他部属院校都要下放到地方，作为铁道部所属的上海铁道大学也面临着下放地方、如何落地的问题。历史上，同济与上海铁道大学也有一定的渊源。所以，当时以李国豪老校长为代表的两校老领导，审时度势，酝酿、倡议两校合并。他们的倡议逐渐成了两校领导的共识，并得到教育部、铁道部和上海市政府的认可。2000年1月，同济与上海铁道大学开始协商两校合并具体事宜，我、吴启迪和上海铁道大学党委书记陆吴宝、校长朱广杰代表两校签署《两校就合并问题所确认的原则意见》，并向教育部报送两校合并的联名请示。教育部与铁道部会商后，于4月中旬批复，表示支持。当月，同济和上海铁道大学合并组成新同济。因为上海铁道大学系由上海铁道学院和上海铁道医学院合并组建的，拥有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同济人多年来恢复医学学科的愿望也因此得以实现，这也为学校在2002年被列为国家“985工程”建设高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济科技”成为全国高校中第三家上市公司 

此前，以上海市政府与国家教委共建同济为前奏，以“同济模式”横空出世为重要基础，1995年11月，同济就顺利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正式进入国家“211工程”首批建设行列。实际上，同济进入“211工程”的过程远比我这里回忆的更加艰难，可以说是形势严峻，惊心动魄。吴启迪校长在她的《我的大学工作》中说“与王建云书记共同工作的时期，是同济面临挑战最为严峻的时期”，主要指的就是这个。

当时办学经费非常紧张，我们认识到，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如果能够形成产业，就可以提高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并获得一部分资金来支持日常办学。1993年，学校将十一个企业组建成“上海同济科技实业总公司”，同年又将该公司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时，1994年同济控股的综合性上市公司“同济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当时，“同济科技”是全国高校中第三家上市公司。如今“同济科技”仍由同济控股，学校每年都能拿到一笔分红资金来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上海城建学院、上海建材学院并入后，学校将这两所大学的相关企业合并，重新组建了同济大学企业发展总公司。我从学校党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后，就曾担任同济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同济大学企业发展总公司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

当时还有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推进后勤社会化改革。同济后勤服务水平全国知名，主要表现在侧重服务学生的“吃在同济”和后来的教职工住房制度改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学校办学经费紧张，住房条件差，以至于许多年青年教师结婚有孩子之后，仍然住在合租房里，条件很艰苦。因此，校领导班子考虑要改善教职工的住房条件，进一步调动教师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但当时同济既没有经费，也没有土地，怎么办呢？

还是要说到“同济模式”。李岚清同志一直关心同济和“同济模式”的后续情况。同济得到国务院8000万元拨款后，又得到上海市政府1000万元追加经费，作为对同济后勤社会化改革尤其住房制度改革试点的支持。拿到这笔共计9000万元的经费之后，同济就在三门路新建“同济北苑”小区。之后，同济又与上海自来水公司合作，新建密云路三栋教职工宿舍，其中一栋属于自来水公司，同济拿到两栋。1998年9月，李岚清同志再次来到同济，在黄菊、徐匡迪、陈至立、龚学平的陪同下视察教师、学生公寓建设情况。此外，接收上海建材学院后，同济将该校原有筒子楼改造成标准住宅楼，从而解决很多教职工住房问题。俗话说，安居乐业。有了好的居住环境，教职工心情顺畅，工作起来也更加积极了。 

通过大家的努力，今天，我个人觉得，我的“同济梦”已经实现，但同济人还要继续努力，为“中国梦”的实现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