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复旦大学在上海江湾地区先后有12个宿舍，均以“复旦大学第一宿舍”至“复旦大学第十二宿舍”文字挂牌在各宿舍大门立柱，木牌长约1.2米，宽20厘米，白底、黑字（仿宋体）。

这些宿舍中的部分其实还有老的名称，它们是复旦大学1946年由四川重庆北碚夏坝复员回上海命名的村庄名。第一宿舍原来叫“庐山村”，第二宿舍叫“徐汇村”，第三宿舍叫“德庄”，第四宿舍叫“嘉陵村”，第五宿舍叫“筑庄”，第六宿舍叫“淞庄”，第七宿舍叫“渝庄”，这些村庄名很有地域性，听上去也比较优雅，这些都市里的“村庄"又建在大学校园，颇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其实这些村庄与复旦的发展，迁徙关系密切，它俨然是一部活的校史教材

   “徐汇村”，与上海的徐家汇密不可分，复旦大学的诞生地即在上海徐家汇的土山湾天主堂附近的天文台旧房子里。复旦大学1905年由马相伯先生创立，至上世纪20年代，复旦曾经因学生投入民主风暴事件而两度寄居于徐家汇，学校一度在海格路（华山路）的李家祠堂（李鸿章）把办学，就是现在的复旦中学，它们都在徐家汇地区。“徐汇村”由此得名。

    “德庄”也有纪念性。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侵略中国，上海沦陷时期，李登辉校长(不是台湾李登辉)不畏日寇淫威，坚持在上海赫德路（现常德路）继续以复旦补习部名义办学，复旦1946年复员后，将原日本兵营改作学生宿舍，称“德庄”。大陆易帜后改为“复旦大学第三宿舍”，为复旦工农预科、复旦附中的学生宿舍，文革后已拆除。    

     “淞庄”得名有一个故事。1905年初，教会排挤震旦学院创始人马相伯，推法国神父南从周上台，独揽大权，引起师生不满。1905年5月27日，天主教耶稣会有人盗用震旦学院名义，在上海《时报》刊登广告，声称在七八月间招生，被师生察觉，于同日也在《时报》登广告，声明震旦已经解散，现在的教会的震旦与原来的震旦学院无关，原震旦学院已更名为复旦公学，并于7月在吴淞开学。复旦建校不久被迫离开徐家汇，一时没有合适办学场所，当时的一位洋务派人物周馥（两江总督），很支持复旦，划拨“吴淞提督行辕”为复旦校舍，并发办学经费，复旦大学吴淞度过了7-8年办学岁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复旦校舍被军队征用才离开。“淞庄”是纪念复旦在吴淞的一段历程。后更名为“复旦大学第六宿舍”。

     “庐山村”为纪念当年复旦在抗战爆发后西迁，曾在江西庐山作短暂休整，故命名为“庐山村”，现为“复旦大学第一宿舍”。

“筑庄”也是在抗战期间，在迁往大后方过程中曾在贵州的贵阳市休整，特定名“筑庄”，以资纪念，后成为“复旦大学第七宿舍”。 

     “嘉陵村”“渝庄”和复旦渊源最深。抗战期间复旦西迁的最终落脚地在四川省重庆的郊区，重庆嘉陵江畔北碚的夏坝，复旦坚持在陋棚简屋中开展教学、研究工作，历时8个年头年。复员后，复旦用“嘉陵村”（现为“复旦大学第四宿舍”）、“渝庄”（现为“复旦大学第七宿舍”）分别命名。

    “中心村”是复旦的又一村落，坐落在复旦校之西的叶家花园（现为上海肺科医院）附近（国定路）。“中心村”原来是日本人的家属楼，格局和嘉陵村C区D区差不多，得名于上世纪国民政府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建立一个新的大上海中心，“中心村”就位于此区域，故得名。

      复旦大学第八宿舍是上世纪50年代初建造的，地点在第六宿舍东面（一墙之隔），该宿舍为一层房子，连排，一共有4排，供给工人居住。以后，拆去竹篱笆，两个宿舍连成一体，有人也将原来的第八宿舍称之为“老第八”。复旦第八宿舍的名称给了新建的未婚教师宿舍（国年路270号），共4幢。该宿舍为兵营式（筒子楼），4层楼房，没有厨房设备，卫生设备则为公用，每间房子18-20平方米，一般住2名年轻教师。文革中，一些教授受到冲击，被强令搬到这里，如哲学系知名教授严北溟一家，10几口人竟让他们蜗居一室，惨无人道；著名测量学教授董钟林也被赶到此地居住，并在此辞世数日竟无人知道；外文系教授黄有恒和太太柴启明亦从第二宿舍强令搬此居住。

       复旦大学第十二宿舍是上世纪60年代初建造的房子，最初建造了2幢公寓式3层楼房（红砖），共24户，座北朝南；2幢花园洋房。1964年又落成一幢4层楼公寓楼（黄色涂料），座北朝南，共36户。文革前，第十二宿舍更名为“复旦大学第九宿舍”，文革后，大门由国福路改至现在的国顺路进出。第九宿舍建有两幢洋房，当时一幢给了苏步青，一幢给了谈家桢；另有陈望道校长的花园洋房在第九宿舍，亦可由国福路51号进出。

      复旦大学第十宿舍在复旦校园内，是学生宿舍。

      复旦第五、第六、第七宿舍的结构相仿，均为二层楼连体房，座北朝南，前后各有一扇门入室。独门独户，楼下一室约10.5平方米（应该是厅，有对开门通户外），另有卫生间（有蹲式抽水马桶，可淋浴）、厨房间。楼上东西各一间卧室，南间大一些，和楼下一间相仿，北间约4平方米。总的说来，第六宿舍虽然是一户人家楼上楼下2层，但面积要小于第四宿舍的A区、C区、D区房子。

      第二宿舍（国年路101弄）为1层楼日本式连体住宅（有29户，座东北朝西南）及1幢花园洋房和1幢双拼洋房，均座东北朝西南，共32户（国年路101弄）。其中，30号为独幢洋房，徐常太家居住；31号、32号为双拼洋房（分别为李振麟、王欣夫家居住），从结构上讲，这两处房子是从日人处接收房子中最为讲究的。有浴室中有日式小瓷砖浴缸，地面、墙面均有小瓷砖（2厘米见方）。31号32号楼下有前后门，出前门是花园，楼下厅约20平方米，有天花板。楼上有三间卧室。上世纪70年代末，第二宿舍平房全部拆除，改建为6层居民房，仅保留30、31、32号至今。徐汇村的30号、31号、32号房屋是所有宿舍中洗澡房内唯一有日式浴缸的（1米见方，高约70厘米），浴缸、地面、墙面都铺设瓷砖（每块1厘米见方）。另外，在进大门后，换鞋的地方安装了护墙板，橱柜也比较大。1号至29号的浴室也铺有6角形小瓷砖，有淋浴，但没有浴缸。其余所有复旦宿舍都没有这样比较讲究的装潢。

图片说明：复旦大学第二宿舍31号、32号连体住宅

      第一宿舍为日本式假3层连体住宅（国年路102弄），1幢座东朝西（1号至4号），4幢座北朝南（5号至20号），共20户。1号至4号，1层有卧室2间，前大后小，1厨房间，1层和2层之间有卫生间（坐便器）、浴室各一（浴室有白色陶瓷洗脸盆，有淋浴设施，无浴缸）。2楼卧室2间。2楼至3楼之间有一露台，面积约6平方米。3楼较小，为假3层，最低处人不能站立（三角屋顶）。5号至20号面积略小于1号至4号，1层一大一小两卧室平行（朝东），大卧室有一对开门通到花园，进出大门内有一磨石子地坪为换鞋地方，约2平方米，低于室内地板地30厘米左右，踩上踏步就是木地板地；上了踏步，是一个空地，它的一侧是厨房间，约3平方米，另有扶梯可上楼，此块空地约4平方，可放一张吃饭方桌，在往里走就是底楼大卧室。进入宿舍大门东西各有假山一座，假山下是防空洞，前后各有1扇门，为当年日本人防止国军轰炸用。

      嘉陵村均为二层楼房子，原为日本中层人员家属宿舍。房型较多，分为A、B、C、D等4个区域，是根据房屋的房型、结构、面积而分。A区房子最考究，2层楼房，拿今天的话说是连体别墅，独门独院，座北朝南，一共有三幢，复旦附中校长姜拱绅曾住此，于漪曾住1号。B区是回廊式式的房子，东西南北朝向皆有，二层楼，有一室户和二室户，但是煤气和卫生设备另设公用部位供使用。C区房子的面积为25平方米使用面积，座南朝北，二层楼，住1楼的由南面进户，住2楼的则在北面上楼，两家互不干扰。D区在房屋结构方面和C区无异，但是面积小一些，使用面积20平方米。房屋的结构以D区为例，进门后是一磨石子地坪，1平方米多，是换鞋地方，居室部分与进门地方落差约30厘米，跨上居室是一通道，可以算作厅，与厨房、卫生间相邻；两间居室，一间朝南，约10平方米；一间朝北，约8平方米，可放4尺双人床一张。这套房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煤气、自来水、卫生（有蹲式抽水马桶，可以淋浴）一家独用，在上世纪拥有这样的房子是上等的了。

      这些日式房子的特点是窗子大，多为拉窗（一般为2扇）；由于日本人睡的是地板（榻榻米），故卧室距离地板约10厘米处有一长方形通气小窗（30×20厘米），有小门开启；至少一间卧室有壁橱，有两扇拉门开启，壁橱分上下两层摆放衣物。房屋大门进入后有脱鞋的一块地方（低于房间），有个小橱柜，可供放置鞋子；室内层高约在2.4米，成年人跳起来可碰到天花板，有点压抑感。房屋都是砖木结构，三角斜顶，一式的平瓦（上海人也称洋瓦）。室内的隔断由两层木条封住（当中空心），用泥巴和稻草涂抹后（泥墁），外敷纸筋石灰，然后粉上黄色或白色涂料，这是比较简陋的。不知是日人建筑就是如此，还是有不作长远的考虑之故。这些房子水电煤卫设施齐全，这在上世纪40年代是很先进的了，欧美发达国家也不过如此。

      那么，这些日本人的房子，复旦是怎么得到的呢？据考证，1945年8月，抗战胜利。当年秋季，复旦渝校、沪校学生总数已达数千人，重庆复员会沪，上海的校舍将不敷使用。由于日本投降，留下许多地产，经上海敌产管理委员会奚玉书校友从中协助， 复旦得以接收日本振兴产业株式会社房屋及兵营共8处54幢，经严家显、严家淦兄弟协助（严家淦曾任台湾地区总统），复旦又得到联合国华东善后救济总署一批农业机械和仪器设备，农学院教学设备得到充实。

一些知名教授如周谷城、周予同等一批知名这一时期也应聘为复旦教授，他们的住宿问题及时得到安排。当时，庐山村、徐汇村为教授宿舍，嘉陵村、筑庄、渝庄为讲师、资深职员宿舍，如复旦附中名教师杨同建家住D区3号；德庄、淞庄为男生宿舍。当时，学校对教职工、学生的宿舍有具体划分，但也不一概而论。如姚善有教授一直居住在嘉陵村直至文革结束；一位曾任某大学校长的教授也住嘉陵村D区（家眷不在沪）。哲学系教授严北溟一家住第五宿舍（2套房），另外谭其骧、吴浩清、吴斐丹、赵敏恒等教授原来都住第五宿舍，在第九宿舍建成后搬离。赵敏恒因冤案，家属被赶出复旦宿舍，十分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