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Deutsch-Chinesische Hochschule)停办，43名学生和部分教师转来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同济因此开设了土木科和法政科。其中法政科学生于1915年毕业后即停办，而土木科从此开始，历经百年，成为今天同济最强势的学科。

                                                         开办：张之洞办学封笔之作

1897年11月，德国海军强行占领青岛。1898年3月6日，德国与清廷签定《胶澳租借条约》，青岛的德占时期正式开始。在一阵腥风血雨的镇压、占领与掠夺之后，德国入侵者开始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殖民“个性”。为将青岛打造成其在远东的“模范殖民地”，德国斥巨资进行城市规划、兴修铁路、改进卫生、开辟港口贸易等，逐步将青岛改造成极具西方化的港口城市。

1905年以后，文化因素日益成为青岛殖民当局行事的重点。在中国发展一个“德国文化中心”而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中心，正逐渐成为德国人的共识，文化政策也相应地被提升为除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之外德国对华关系的第三支柱。德国的“战略家们”认为，通过文化政策可以宣传德国文化和科学上的巨大成就，可以向这个远东的古老帝国展示德意志民族的光辉形象，给对西方耿耿于怀、心存忌惮的中国人留下更多的“正面”印象。他们以更“深远”的目光看到，独立的文化政策（即大学教育）能够将未来中国的精英吸引到政府的关键位置上来，并且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将他们培植成亲德分子的中坚，为将来德国在华形成自己的人脉与网络、对抗英美势力奠定基础，播撒下德意志培育的种子。德国人在报告中宣称：“对远东的这一殖民地，我们德国人在现代民族文化生活的最重要领域——教育事业中所肩负的责任，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德国的影响超出了我们地区的狭窄界限而扩展到整个山东，那么，该处势力范围的列强之间的利益就会形成一种平衡。在我们的殖民地，决不许可类似香港一样仅限于培养通过学校教育只是为了易于得到生计的工具这样一班中国人，德国人应该以更广泛的方式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与个性，使之成为具有德国知识和德国精神的、能够影响到全省乃至与青岛在经济上密切联系的腹地的工具。”

1907年，德国公使雷克斯建议在青岛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培养中国未来精英，得到德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梯尔庇茨的赞同，但胶澳总督府对此项计划持保留态度。同年12月，梯尔庇茨向中国驻德国公使孙宝琦通报德国政府的计划，建议就有关在青岛设立一所高等学府事宜进行商谈，1908年1月，清廷学部对此建议予以婉绝。但德国人在此问题上决心很大，1908年2月15日，德国驻华公使莱克斯与清政府学部尚书张之洞就此问题举行会谈。当时清政府学部认为，教育“实为国家应尽义务，非外人所能代谋”，虽然不禁止外国人在内地兴办学堂，却不允许在中国政府立案，遂拒绝德方提出的办学计划。但德国人仍然不愿放弃，一直在积极与清政府接触争取。5月29日，德国驻华公使馆前任翻译、汉堡大学汉学家奥托·佛兰克代表德国海军部与清廷进行正式谈判，谈判内容包括了即将在青岛设立的这所大学的名称、校址、经费、行政管理和专业设置等事项。清政府的谈判代表仍然是洋务派领袖、军机大臣、学部尚书张之洞。这一次，张之洞一改之前冷漠的态度。经双方协商，中方认为：“凡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堂者，一概不与立案……惟此次德国在青岛设立学堂，系其政府之意，与私立者不同，而筹定巨资，遴派专员来华商订章程，亦非私立学堂家自为学者可比……果其宗旨不悖，课程皆符，自应准其立案。”这就是说，原则上同意参与青岛高等学校的筹办，并承认未来该校毕业生的学历。这一次谈判，就双方合作办学的意向达成了共识。但是谈判进程异常艰难。德方要求主导办学方向，清廷赞助部分经费，学生毕业后清廷奖以进士出身。清廷则坚持，虽认可该学校，但不冠大学名，要求中学与西学结合，严禁宗教教育，其课程设置、学堂章程须由朝廷派员驻堂监察，学生毕业后酌量任用，但不予进士出身。1909年6月20日，学部上呈《山东青岛设立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咨议情形并商订章程认筹经费折》，正式奏议设立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同日即奏准立案，至此，经过一年谈判的合作尘埃落定。

1909年7月9日，中德双方在青岛会商，德方代表奥托·弗兰克与中国学部郎中杨熊祥、陈曾寿议定《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章程》，共18条。章程规定：“本学堂系中德两国政府合办，中国协筹开办经费四万马克，惟中国所筹常年经费以十年为限，十年以后再行续议。”关于学校定名和科系设置，章程规定，“学堂定名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设在青岛，分为两班，一初级，有普通学；二高等班，有专门学。皆设中学(中国国学)各种功课，与西学各种功课，相辅而行。”11日，学部官报第97期正式公布该章程。根据章程，中国政府委派记名御史、学部员外郎蒋楷任学堂总稽察，常驻学堂。德国政府委派地质学博士、海军部官员格奥尔格·凯贝尔任学堂监督，总管全校事务。德方筹备开办经费30万马克，常年经费7.5万马克，清廷学部认筹开办经费4万马克，常年经费1万马克，山东、直隶各认1.5万马克，其他经费均由德方提供。

协议达成后，曾受到朝野一些非议。1909年8月14日，张之洞上奏朝廷，再次表达对合作办学的支持。山东提学司从山东及国内多省录取新生60名。7-9月，学堂管理人员与师生先后到校。9月12日开学，10月25日上午补行开学典礼，青岛历史上第一所大学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德方称德华大学，Deutsch-Chinesische Hochschule）正式开学。开学典礼之后，立即举行新建校舍奠基礼，在基石上用中德两种文字刻着：“……为向中国表明德国的友谊，表明德国在远东工作的和平性质，德皇威廉二世陛下提议在青岛建立德华高等学校，这一建议为中国政府怀着感激的心情所接受。”

值得一提的是，1909年7月，在朝廷批准设立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后仅仅一个月，张之洞就向清廷因病请假，并在三个月后病逝。与德国人的这次谈判，是此前一手创办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张之洞，在学务上的最后一次出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创办，可谓张之洞办学的封笔之作。

                                                      办学：德式实科教育誉满华夏

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地处火车站西南，其校园一直延展至海边。在所有建筑竣工之前，学校曾借用前野战炮兵部队的兵营，其中有两座楼直到后来仍被用作学生活动场所。建筑管理局规划处设计的教学楼位于校园南部，高二层，长约80米。楼顶为四坡斜顶。大礼堂和图书馆建立教学楼后侧，并与其东翼相接。学堂建筑特点最为突出的是礼堂前的圆顶山墙，其青年艺术派风格与建造期略早的青岛福音堂十分近似。外墙扶壁的花岗岩护脚增强了楼体的塑性感。校园北区建有两栋学生宿舍，可分别容纳125名学生。它们均有二层建筑，而且各有一内院。此外，校园里还有一座服务楼及一座住宅，供三名德籍教师使用。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师以德籍教师为主。德方的教师最初是从总督府的官员中选调来兼职，其中包括地政局局长、工程局局长、林务局局长、总督府顾问、翻译官以及工程师、制药师等。从建校第二年起，从德国国内应聘来青岛的各科专家来了很多，他们都受过德国规范的高等教育，熟悉当时科技的最新进展和最新的研究方法。1912年时有德籍教师26人，其中工学博士2人，硕士7人，师范专业5人。当时，在青岛的胶州高等法院大法官格奥尔格·克鲁森博士和青岛观象台台长布鲁诺·梅尔曼博士，都曾兼任过讲师。中方负责教授经学、文学、人伦道德、历史、舆地等学科的教师都是由山东管理学务衙门选聘，即使是总督府推荐的教师也必须经考核合格后方可被录用，这些人都是科举出身，从翰林、进士到举人、贡生，1913年时中国教师6人。学生来自全国和海外，1914年秋季，已有300多名学生在此就读。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体制在较大程度上受控于中国政府礼部的政策。它基本分为两大部分，即传授基础知识的初级部和修学专门学科的高级部。在这两个阶段中，除引入西方课程外，还并行教授中国传统课程。初级阶段相当于中学，为时六年，所教课程为德语、历史、地理、数学、逻辑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绘画课。数学又分为算术、代数、几何；生物学又分为植物学和动物学。同时教授的中国课程是古籍、历史、地理、伦理和文学。高级阶段相当于高等学校，由几类学科构成：法政科、医科、工科和农林科。高等学堂所有的教学活动均处在一位专门的中方官员的监管之下。校内禁止宗教宣传。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农林科在李村建有实验农场，供实习。工科除校内有实验工厂外，学生去四方机厂、船厂实习。政法科在法院当陪审员，去监狱了解犯人管理。医科在福青岛总督府医院（初建时称为德国海军野战医院，俗称帐篷医院——因为其最初是由几顶帐篷作为基础建造起来的）实习，当时的总督府医院，设施的先进，医疗科目之齐全，在整个中国都应当是最先进的。

 学生们应该在学校得到全面地塑造，这是该校监督凯贝尔的教育思想。早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学典礼上，他就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全部学校组织应当听过不间断地工作把中国民众锻炼得坚如钢铁，使之能够适应当今时代多方面的需要和需求。”凯贝尔称军事和卫生教育为学生培养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体育运动占了学生生活的大部分内容，每年1月份学年结束时，紧接着年终考试，大规模的体操和田径比赛就开始了，包括举行军事检阅。“中国青年人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鲜活朝气和进取精神，十分令人快慰。无论是体操竞赛的成绩，还是足球运动的成绩，都值得加以肯定。学校领导似乎非常清楚地知道，如何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地合作……这样，学校便成了中国青年精神和身体双重培养的基地。”1911年1月25日，《青岛最新消息报》如是刊发报道，对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学校生活进行介绍，可以看出，体育和军事成绩的重要性。据《德华高等学堂规划记载》，除了体育竞赛，每周还有一节“健康生活课”，包括身体护理、性病知识等内容。事实上，除了身体和精神的强健，学生们还要进行纪律训练。学生们所在的学校，是一个受到严格监视的世界。所有学生按照每个房间两人或三人的分组住在学生公寓内，晚上八九点钟，学生公寓的大门就被关闭，学生根本无法外出过夜。在学生公寓，每层都设有一位管理员整夜监视所有过道，而该管理员的任务之一就是监控学生们的同性恋倾向。学生们也有义务进行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一旦发现有不轨性行为，必须马上报告校领导。

对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学生，胶澳总督发放了特殊护照，类似于今天的学生证，拿着这张护照，可以享受与欧洲人“平起平坐”的待遇，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德国人的舞会、酒吧、俱乐部，参与欧人区内的公众活动，与德国绅士们肩并肩地亲切交谈；而那些平日对华人动辄鞭打的巡捕，对这些天之轿子们却不敢表露半点不敬之意，必要的时候，学生还可以招呼巡捕帮助。在青岛，这些学生比普通中国人享受高一等的待遇。而当时该校学生很多行为也走在青岛中国人的前面。如德国人在维多利亚海湾（汇泉湾）游泳，中国人大吃一惊，认为不可思议，而大学生们也敢只穿着短裤去，光天化日之下戏水。如学生们看见德国水兵踢足球，他们也成立了青岛第一个中国人的足球队，开始了青岛的足球运动。又如，学生们有的学习弹钢琴。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学生们不仅学了文化知识，也开现代文化艺术之先。

学堂创办不久便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慕名前来求学的人与日俱增。学子们视入该学堂如到德国留学，当时要求生源要很优秀，所以不仅只在租借地和山东挑选，而是全国范围。至1912年，该校学生已经有340人，覆盖了中国南北15个省区，成为远近闻名的高等学府。据当时教育部官报，云南省就曾经呈请将自己的优秀学生选送到该校就读。他们在上报的文本中称该校为青岛大学。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到1914年闭校前，其培养的学生已遍布法政、工商、港口、铁路、医院、农林等领域，可惜的是，由于建校时间太短，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总共只有大约30名。

1912年，德皇太子亨利曾来高等学堂参观。同年9月30日，刚刚领导辛亥革命获得胜利的孙中山先生，访问该校并发表演说，高度评价这所中外合办的新型大学。他要求“(学生们)必须勤奋、热情和自我克制地致力于自己的学习，以使将来在结束自己的学业后走入生活，以其知识造福于人民。就是说为了人民去建设中国的幸福，在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发明、有组织的劳动等，为中国人民的福祉而贡献自己。”他指出，德国在世界各国中以其文化和科学领域的成就，以其法律的完美，成为最文明的国家。学生们应以德国作为新中国的楷模，“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文化，却没有做出可与德国在(青岛)十几年中所做的相媲美的业绩，道路、房屋、港口设施、卫生设备，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他们的勤奋和努力。学生的目标，应激励自己努力赶上，把这个范例推广到全中国，并且使自己的祖国同样完美。”显然，在这位民主革命的伟人心目中，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筹办成功的“模例”，对于整个中国的改造与建设，都有着示范的意义与推广的价值。

                                                        停办：部分师生转入同济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是德国第一所设立在中国并得到清政府承认的德国大学，它和中国的其它高等学府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 1914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侵略者攻占了青岛，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随后被迫停办。历时5年，只有农、法两届和工科一届毕业生，尚未毕业的学生约有200人，初级班学生部分转入礼贤书院，部分到济南、天津和上海的德文学校就读。高级班教师德士烈、白德林等及43名学生转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工学堂，4名入医正科，9名法政科学生1915年在同济毕业；另外30名土木科学生，同济为他们在工科(1912年同济正式设立工科，当时只有机电科)内增设土木科，其中在青岛尚未预科毕业的学生，则先安排他们补习数、理、化、图画等课程，第二年再进入土木科。

学校停止办学后，校舍相继被改做他用，其中原办公楼与教学楼最初改为日本女子中学。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以后，大学的办公、教学楼，作为了胶济铁路局（后为济南铁路局青岛分局），这座建筑至今还保护得很好。原学生宿舍后成立了青岛铁路医院，1990年代旧楼拆除重建，今为青岛市第九医院。实验工厂曾作为铁路电气段，旧楼已拆。理化实验楼被划入1930年开办的青岛市民众教育馆。后一部分为朝城路小学（旧楼已拆），一部分为青岛市广播电台，旧址尚存。原植物实验园及体育场建为青岛学院商业学校，后为市立中学，即青岛一中，旧址也拆。还有4座教师宿舍小楼在今太平路、鱼台路上。原校舍之内已建了朝城路、汶上路两条马路。

                                          来自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著名同济校友

沈怡 (1901—1980)，原名沈景清，字君怡，嘉兴人。1912年秋进入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中学部，1914年秋，转入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土木科学习。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赴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学习水利工程，获博士学位。1927年7月至1937年10月，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1945年起，历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大连市市长(未赴任)，南京特别市市长，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公共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5月，任台湾“交通部”部长。1974年起，历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兼工学部主任及实业计划研究所主任，台湾“中国工程师学会”理事长，台湾“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杨继曾(1899-1993) 字君毅，安徽怀宁人。1912年进入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学习，1914年转入同济医工专门学校预科，1916年升入工科学习，1920年毕业后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留学，1926年回国。后投身国民党军工部门，历任军政郎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会委员，汉阳兵工厂副厂长，上海兵工厂副厂长，兵工署行政司司长、制造司司长、副署长、署长。1949年去台后，转入财经系统，任“经济部”政务次长、“国防部”常务次长；1951年任台湾糖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58年在陈诚“内阁”中出任“经济部长”，历时7年。1965年赴利比里亚指导开发农业。1972年调任“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翌年返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与裕隆汽车工业公司常务董事。曾任台湾“中国工程师学会”理事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此外，还有：宗白华。同济的“文”脉源于著名美学家宗白华的逃亡——目前正致力于以诗传形式记录校史的世界华文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喻大翔认为。１９１４年秋天，１７岁的宗白华被迫离开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青岛，离开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辗转上海，入读同济医工学堂德文部。就读期间，宗白华加入了当时国内著名的知识分子团体“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并于沪上发表多篇介绍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的作品。喻大翔认为，发现郭沫若，是宗白华离开同济之后对新文学史的最大贡献。《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是２０世纪初中国仅有的几个新文学阵地之一，留学东瀛的郭氏最初将新诗投给“学灯”的前主编，被认为“不讲究格律，过于出格”，压在抽屉里；后来该主编赴德留学，报社总编辑邀请宗白华接任，宗白华甫一上任就发现了郭氏旧稿，惊为天人，迅速在报纸上刊载，郭氏作品从此在“学灯”副刊畅登无阻。当时宗白华与郭沫若、田汉之间的通信往来十分频密。１９２１年，上海亚东书社出版的三人通信集《三叶集》，堪称新文学的第一本散文集。现在同济大学旁有一个咖啡屋叫做“三叶草”，其命名就缘起于这段佳话。宗白华１９１８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预科，因而在校史的本科花名册上不见其名，后来他成为名满天下的美学大师。

刘铨法、王献唐（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时期已经毕业）、于濂芳（中国文学及伦理学教授），等等。（待完善）

本文系同事提供，原题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