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为：忠信笃敬声教四海——略论暨南大学的校训精神，转载于暨南大学校园网。该文对暨南大学校训的来历进行了梳理和解释，算得一篇好文。很多大学办了几十年都没有校训呢。我老家目前在上海年龄最长的施济贫先生，今年97岁了。他就是这所大学毕业的。若干年前，我还不知道上海曾经有过这么一所知名大学呢！

    链接：http://jnnews.jnu.edu.cn/html/2005/6/2244.htm

    校训是一所大学传统精神和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它既反映大学的历史积淀，同时又体现了大学的现实追求。大学的校训建设，已经成为了大学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这对于传承学校厚重的人文精神，展现学校悠久的办学传统和特色，规范师生的道德行为，引导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所以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培养华侨华人子女为办学宗旨的“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在20世纪初叶创校时即以“忠信笃敬”作为校训，在近一个世纪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自己优良的校风和独特的办学风格。暨南校训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暨南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校训精神正激励着海内外的暨南人自强不息，奋勇拼搏，为铸就暨南新的辉煌而不懈奋斗。

    1905年赴欧美考察宪政的清两江总督端方途经南洋，亲见华侨子弟居于海外，不谙祖国语言文化，为了“弘教泽而系侨情”，深感创办华侨教育的紧迫性。次年端方奏请朝廷，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创办了暨南学堂，这即是暨南大学的前身。“暨南”二字源于《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寓意要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向东传播到大海，往西垂及于沙漠，远播至南陲北疆，其影响及于四海。暨南的开办，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南洋华侨学子纷纷负笈暨南，于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有海水的地方就留下了暨南学子的足迹。

    暨南校训“忠信笃敬”源于《论语·卫灵公》：“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旨在用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行与人生修养的熏陶。暨南大学的校训与校名均取自于儒家经典，在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非常吻合。据校史记载：校友叶毓光在《南京暨南学校杂忆》中述及：“立身‘忠信’行‘笃敬’，校训谆谆诲我曹”；校友郑文奎在《南京时期的暨南学堂》一文回忆：“校门‘暨南学校’及校训‘忠信笃敬’皆由清末状元张謇书定的”；南京、真如时期的《国立暨南大学校歌》中也包含校训内容：“言忠信，行笃敬，尚勉哉，先哲言，终身诵。”1935—1946年曾任暨南大学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何炳松极力倡导对侨生用传统文化砥砺品性，勉励学生以校训作为立身处世的行为规范。1936年，何炳松在《毕业同学纪念册弁言》上殷切希望毕业同学：“随时随地仍能本其爱校热忱，实践母校忠信笃敬之校训，共同努力于民族复兴之运动，藉以增进本大学之荣誉，发扬本大学之精神。”1940年和1941年他又两度在学生毕业特刊上以校训作为题词。

 

    1949年暨大停办及1958年暨大在广州重建后，“忠信笃敬”的校训在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没有人再提及校训。直至1989年，校训问题才再度引起暨南人的兴趣与重视。1989年1月，新闻系教师邓照华上书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何军第一副校长及各位校领导，建议恢复民国时期暨南大学“忠信笃敬”的校训。这引起何军等同志的重视，暨南大学校刊也全文登载了这一建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建议又被搁置下来。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日趋高涨，主体意识、文化自觉意识开始复苏，校训作为大学的独特标志与品牌引起了越来越多师生的关注，重新审视并恢复校训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在这一大背景下，暨南大学对恢复校训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校训与校名有密切关系，恢复校训有利于体现侨校特色。校训与校名在传播、弘扬中华文化这点上是一致的，恢复校训，可以加强对全校学生尤其是侨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其优良的道德风尚，增强其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容易得到海内外学生及家长的赞同和支持。其次，恢复校训，可以更广泛地团结海内外的暨南校友，增强学校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有利于把暨南办成一所在海内外享有声誉的大学。学校在南京、真如、建阳以及广州时期的校友遍布海内外，“忠信笃敬”的校训在民国时期毕业的老校友中颇有影响，恢复校训，能更好地团结海内外校友，并以此为纽带，加强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向海内外人士展示暨南人勤奋拼搏、自强不息以及爱国爱校的整体形象，扩大学校在海内外的影响和美誉度。再次，恢复校训，有利于加强对师生进行学校传统的教育，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因素对广大学生身心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对校园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校训是构成学校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引导学生发扬本校优良传统是德育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实践证明，“忠信笃敬”的校训作为学生必须遵守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对师生将会产生积极的道德感化作用，这是任何其他教育手段所无法替代的。

    正是由于恢复校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1994年2月25日，时任暨大校长的周耀明在学校新学期工作会议上提出恢复校训问题，马上得到了暨南园几位文史专业教授的积极回应。学校古籍研究所所长毛庆其教授、中文系洪柏昭教授、文学院副院长蒋述卓教授以及艺术中心陈初生教授就校训问题以书面形式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5月12日，周耀明校长在学校办公楼二楼接待室主持召开了有关校训问题的座谈会。参加人员有时任校党委书记伍国基，副校长饶芃子、刘人怀，学校原任党委书记张德昌及有关专家教授。6月25日上午，学校在专家楼召开咨询委员会议，与会人员就校训问题踊跃发言，气氛非常热烈。经过长时间酝酿，并征得国务院侨办文教宣传司同意，1994年8月，学校校长办公会议正式决定恢复“忠信笃敬”校训。

 

    “忠信笃敬”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所培养华侨华人子女的侨校，新时期暨南大学校训建设的方向，既要注重开展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教育，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良道德风范和行为准则，又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赋予校训新的时代内涵。

    “忠”是中国古人道德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德目，意为忠诚、尽心竭力、忠厚。诚然，在封建社会“忠”体现了一种盲目的忠君意识，但这并不是“忠”的全部含义。历史已证明，“忠”更集中体现了忠于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尤其是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时刻，忠于国家和民族往往成为“忠”的主流民意。校训中的“忠”，要求师生必须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以及任何伤害同学、朋友的事，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信”即诚信，自古以来被认为“为人”、“处事”之本，意为诚实不欺、恪守信用、与人结交言行一致。“信”是儒家着重倡导的为人处事的规范之一，它要求为人处世“主忠信”，“敬事而信”，“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现代社会，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诚信是一个现代公民应有的品德，培养学生的诚信品德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的缺失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导致了严重后果。以“信”为校训内容，即要求学生无论为学、经商、从政，都要讲究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不能言而无信，失信于人。

    “笃”意为“充实而有恒”，即厚实真诚、牢固专一。“笃行”与“笃志”指的是做事要厚重而不轻浮动摇，切忌三心二意，在工作和学习上应“笃志而体”，具有远大理想，一旦确立目标，就要努力去追求，有一种百折不回、勇往直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坚定信念。申而言之，作为校训内容的“笃”，指每个学生应潜心学业，身体力行，具有顽强的意志和韧性。

    “敬”指敬天、敬神、敬父母与师长。“敬”不仅是自然界的规律，是最高的道德范畴，而且是做人的原则。作为校训的“敬”，可以引申为敬事、敬业、敬人。一方面要求学生尊敬师长，尊重他人，对人不卑不亢，谦恭有礼，平易近人，同时在学习和学术活动中应尊重客观规律，勇于探索真理，不盲从权威；另一方面要求学生在步入社会后热爱、敬重自己的职业，对本职工作表现出兢兢业业，专心致志，锲而不舍，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

    “言忠信，行笃敬”，包括了“言”和“行”两个方面，是一个人立身行事的全部内容，从总体上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和以德育人的理念。“忠信笃敬”校训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蕴涵了暨南大学这所百年学府的精神追求与办学理念，也是学校对所有师生的期望和要求。要为港澳台与华侨华人社会培养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圆满完成“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的办学使命，在海内外炎黄子孙中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就必须弘扬“忠信笃敬”的校训精神，使每一位暨南人都成为“忠信笃敬”校训的载体和履践者，让校训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

 

    主要参考资料：

    1．夏泉：《校训与德育》，《思想教育研究》1998年第2期。

    2．夏泉：《漫谈暨南校训》，《暨南教育》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