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有一大部分学者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看成是关于政府干预的经济学，有人甚至借着改革的旗号想把它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新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市场经济具有如下特征：1）市场是完全竞争型的；2）经济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和充分；3）价格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决定；4）当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发生新的变化时，价格的调整是迅速和有效的；5）经济人对未来能合理地预期（或理性预期）；6）经济人具有充分信心，即认为只要接受当前的市场价格，他（她）就能够出售（和购买）其原意出售（或购买）的任何数量的产品和服务。

凯恩斯经济学所设想的市场经济则完全相反。在凯恩斯主义看来，1）市场是非完全竞争的，即存在着垄断和垄断竞争；2）经济信息的传递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对称的；3）价格是由厂商所决定的，而不是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所决定；4）当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发生新的变化时，价格的调整是迟后的（即所谓的粘性价格）；5）未来具有不确定性（uncertainty），无法合理地预期；6）经济人不具有充分的信心。

由此我们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正因为如此，两种理论在在经济变量的决定方式上也是不同的。例如，在新古典框架下，产量由生产函数决定；而在凯恩斯框架下，产量由需求决定（通过乘数过程）。

综上所述，凯恩斯经济学并不是所谓政府干预的经济学，他本质上仍然是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变量决定方式的一种解说。

货币不可能从天下掉下来。货币从天上掉下来只能在电影中看到，尽管经济学也中也有可笑的所谓直升飞机撒钱（helicopter drop of cash)理论。货币也不可能从日常的交易中产生。日常的交易如购物、发工资等只能使货币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货币总量则不能增加。社会货币总量的增加只有两个渠道：第一是中央银行发行基础货币。第二是商业银行发行贷款。

第一，中国的货币与GDP之比高于美国并不意味着美联储没有滥发美元货币，事实上，它所发行的美元都流向了世界各地，而中国人民币银行所发行的人民币只能在中国境内流通，因此，中国的货币与GDP之比高于美国并不奇怪。

第二，中国超高的货币与GDP之比既来自于大规模的外汇占款，更来自于更大规模的贷款，包括企业的投资贷款和家庭房贷。因此，中国超高的货币与GDP之比的背后是大量的民间负债。因此，对于超高的货币与GDP之比，我们不仅要警惕其可能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但更因警惕其可能引起的债务风险。 

若问究竟“乱”在何处？笔者的答复是，乱就乱在许多基本的经济原则被破坏殆尽。经济行为非理性化，经济活动不合规律，经济秩序必然大乱。因此，如果再不为被扭曲了的经济的原则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正名，不赶紧矫正被扭曲的行为方式，就不能对症下药，大乱也就难以达到大治。

而要拨乱反正，给被异化了的经济基本理论正名，首当其冲的是凯恩斯主义。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尼克松政府单方宣布解体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单边撕毁协议的行为，是对全球经济基本规则的肆意破坏，造成了全球利率汇率剧烈波动，美国的贸易伙伴损失惨重。无怪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弃法国人一贯的绅士风度于不顾而破口大骂。近十年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借各国包括新兴市场国家都在寻求和探索新的生存发展方式之际，发达国家离经叛道的经济金融行为明目张胆背离经济基本理论，制造了全球经济的巨大失衡，陷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于危机频发的泥潭之中，而反规律的危机解救计划还在不断制造新的危机和风险。凯恩斯有关政府增加支出干预经济的相关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危机理论，不是主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府都可以大规模举债。是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大危机催生了经济理论的突破，促成了凯恩斯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在全球经济无路可走的危机之中，凯恩斯主张政府财政举债干预经济，拉动困境中的全球经济走出了大萧条。欧洲各国几十年来发新债还旧债，欧元区成立后失去了独立货币政策的各国开始更大规模地动用财政工具，把危机财政政策变成了常态政策，如此滥用凯恩斯危机应对理论酿成今天殃及全球的灾祸，是凯恩斯怎么也料不到的吧？

      凯恩斯的思想，在某种意义奠定了罗斯福拯救大萧条的新政基础。罗斯福新政就没有大规模拯救银行，而是增加政府基础设施的投资，让优质企业重新上市融资，推动实体经济恢复，创造就业，增加可支配收入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恢复私人部门两大驱动力恢复良性循环。但2008年以来的危机拯救，欧美各国政府的举债已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大部分是在购买银行的有毒金融衍生产品注资银行机构，为“太大不能倒”的银行机构埋单。拯救欧债危机，至今没有脱离救银行的思路。希腊债务达到了GDP的146％，意大利是120％，美国债务累积至GDP的100％，失业率仍然高企，消费仍疲软，私人投资仍然面对流动性陷阱，总需求形势没有实质性的改善，而债务危机越来越严重。

这首先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契合了政府机构扩张权力的固有冲动。尤其当面对经济灾难的时候，当政者更充满拯救世界、舍我其谁的情怀与道德优越感。对比柯立芝或者胡佛对忍耐的呼吁，罗斯福的行动主义当然更有魅力。而当肯尼迪总统为“好的赤字”辩护之时，也不乏雄辩色彩。如此一来，每一次经济灾难、甚至只是常规衰退，都是政府权力借凯恩斯主义凯旋行进之时。

凯恩斯主义的成功，部分也源于对手的无能。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在与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难言占优。随后的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继续在学术上进行攻击，里根经济学也从实践上抗拒大政府实践。可不管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在具体问题论述上如何受到置疑，问题的关键是，它的对手始终没能提出可与之竞争的知识结构。建设，而不是批判，才是对对手的终结。这恰恰是现代经济学可悲失败的地方。此时，政府通过产业规划、区域规划、赤字财政、天量信贷等方式强力刺激投资增长，有可能帮助经济体提前实现这些发展机会。由此导致的产业升级换代，形成了经济体的正反馈循环，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推进了经济发展水平。剩余产能、重复建设、投资回报率低下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出口的超常规增长所缓解，而西方世界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之上的需求泡沫，为中国过剩产能提供了匹配市场。由此，西方借钱消费、中国投资并生产的体系令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屡见神奇功效。作为天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看穿了古典经济学均衡观的荒谬，意识到在危机期间，产出下降导致的劳动者收入下滑不仅不是古典学派以为的市场出清的步骤，反而是导致需求下滑、进而是产出进一步下滑的关键环节。打破此循环的可能性之一，自然是政府代替私人花销，以扩张需求，终止负向循环。然而，凯恩斯的思想庞杂繁复，除了剖析以上机理之外，他还在思考企业何以启动投资循环。在讨论了诸如流动性陷阱、利率成本、风险等等因素之后，凯恩斯最终不得不诉诸一个神秘的、难以量化分析的概念——“动物精神”。

7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凯恩斯的思考只是对宏观经济规律探索的初步尝试。所谓的动物精神、流动性、风险、利率、需求等等要素其实互相联系，也必须在一个使之内化的模型中处理。对美国这种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经济体而言，政府开支只能起到调整经济体内部需求分布的作用，而无法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因此难以更改经济运行形态——或许，除了不可持续的短期作用，更大的可能性是负面作用。

日本也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在日本达到全球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前，为应对1965年的危机、中东石油冲击带来的萧条，日本政府推出了标准格式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经济成长一帆风顺。然而，当日本经济逐渐达到全球最高水平之后，为应对1989年泡沫崩溃导致的经济萧条而再推出的天量刺激政策，得到的结果却是负债激增、经济持续低迷。

击败凯恩斯主义的，不是理论界的革命性进展，也不是政治家们的清醒，而是自然规律——对经济的无限干预要求无限的资源，当债务规模达到可以接受的边界时，不管多么不愿意，干预主义措施都不得不停下来——区别只是代价是多是少。

欧债和美债危机把世界搅得大乱。若问究竟“乱”在何处？笔者的答复是，乱就乱在许多基本的经济原则被破坏殆尽。经济行为非理性化，经济活动不合规律，经济秩序必然大乱。因此，如果再不为被扭曲了的经济的原则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正名，不赶紧矫正被扭曲的行为方式，就不能对症下药，大乱也就难以达到大治。而要拨乱反正，给被异化了的经济基本理论正名，首当其冲的是凯恩斯主义。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尼克松政府单方宣布解体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单边撕毁协议的行为，是对全球经济基本规则的肆意破坏，造成了全球利率汇率剧烈波动，美国的贸易伙伴损失惨重。无怪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弃法国人一贯的绅士风度于不顾而破口大骂。近十年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借各国包括新兴市场国家都在寻求和探索新的生存发展方式之际，发达国家离经叛道的经济金融行为明目张胆背离经济基本理论，制造了全球经济的巨大失衡，陷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于危机频发的泥潭之中，而反规律的危机解救计划还在不断制造新的危机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