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主动性，无异于给自己造了一个牢笼。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

——题记

“3月31日下午，因儿子患再生障碍性贫血无钱救治，河北省河间市村民孙某前往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小天使基金”办公室申请资助。因被告知不在受助范围，孙某持刀劫持办公室一女工作人员。僵持1个多小时后，孙某被警方控制。

红基会相关负责人解释，孙某儿子所患病情不是白血病，不属于小天使基金救助范围。”

from：《儿童患重病无钱救治父亲求助心切持刀劫持红基会人员》 

对孙文辉的采访：

“新京报：为什么到了红基会里，想法会突然改变？

孙文辉：临时有这想法的。我下午5点多钟到的那里，他们快下班了。我进了办公室，他们说我孩子不在救助范围后，我绝望透了。我出去站了会儿，又返回来问，“有没有哪个部门能帮助俺们？”当时想着要自杀了，孩子肯定没希望了，劫持也许还有点希望。俺知道这样犯法，后来在看守所里看了书，这种罪可以判10年以上。”

from：新京报《男子为救儿子劫持红基会人员受访称愿下跪致歉》

在红基会秘书长就该事件答记者问时说到：

“对于目前不在救助范围的求助者，中国红基会工作人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对求助者热情接待、耐心解释，并积极帮助其联系具有相应项目的基金会或公益组织，绝大部分的求助者及其家长对此表示理解和感谢。”

from： 《中国红基会秘书长就小天使基金办公室工作人员被劫持事件答记者问》 

看到这则新闻，当即就怒了。又想起前阵子曝出的上海红基会“万元餐”事件，感觉很讽刺。大多数人都会把焦点放在红基会的不尽职而不是孙文辉的违法问题。红基会在大家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公益组织的形象也跟着有所影响。“捐款要慎重”成了一个很讽刺的“常识”。

孙爸爸是有底线的男人，即使暴怒，即使握刀在手，也没有做出伤害他人性命的事情。他是后来在看守所的时候，才知道劫持也是要判刑那么多年的。

可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同情心，甚至不如一个普通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接触过太多重病患者，他们的同情心已然麻木。做这些项目，更像是机械的工作，而不是倾注了爱和热情的事业。

从道德上来说，大家都觉得，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冷血比起孙文辉的情绪失控，要恶劣许多。可是道德和法律的不协调总是让人无奈。红基会，即使背负着舆论的压力，依然能保持高姿态。而在看守所里的孙文辉，苦苦等待着红基会的“谅解信”，不知何时才能出来和儿子团聚。

上面引用的红基会秘书长答记者问时说的那段话，正是一个有职业素养的红基会工作人员应该做到的。但这明显和当时的情况相矛盾，他们并没有说到做到。试想，如果真的是“热情接待、耐心解释，并积极帮助其联系具有相应项目的基金会或公益组织”，孩子的父亲会如此愤怒吗？

专款专用没有错，只有专款专用才是对捐款人意愿的尊重。这些关乎制度的种种问题，不管是医疗保障、资金分配，不能都怪红基会的工作人员，制度的进步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可能是因为资金并不是那么充足，国内NGO普遍被自己所设定的条条框框限制，救助范围非常有限。小部分资金较充足的机构，容易产生惰性，做着有限的几个项目，安于现状。

又想起前阵子，我张罗甘肃甲肝村救助的事情，在网上四处求助。很快，媒体、政府都行动起来，唯独NGO没有什么动静，当然不排除有少数NGO工作者以个人的身份关注此事。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的压力通常都不会那么直接，NGO们基本不投去关注的目光或者仅仅只是观望。因为这根本不在自己工作的项目中，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有的机构甚至害怕这件事会拖累自己，开始计算其中的利害关系，尽量撇清关系。原本对NGO充满了期待，结果一个月下来，伤心失望之感不时冲击着我。

我想，NGO真该向媒体学习，NGO工作人员不仅要具备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还要多一些主动性和对相关事件敏感性，救助，时不我待。这样才能突破自造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