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东郊野公园位于海淀区玉泉山以东、颐和园以西地区。公园自然风景优美，富有山野情趣，通过耕织怀古、玉泉因借、翠林小筑、林檎微诚、林疏峰遥、寻芳踏绿、绿野风至和远岫晴原八景设置，使其形成一幅“岚光翠欲流，林晖清可荐”的疏林风景图。玉东郊野公园因为地理位置在玉泉山东面而取名为玉东公园，我觉得郊野公园位置在玉泉山和万寿山中间的位置，取名两山公园更为贴切，比现在的玉东郊野公园更容易记忆。直接就点明了两山公园的地理位置，好记好找，能融入更多的历史故事，更有趣。两山公园，即玉泉山与万寿山之间区域，为古瓮山泊退水区域，风景与稻作历史悠久。众所周知，北京昆明湖由瓮山泊演变而来。然而这种演变非同寻常，它有着一个靓丽的开端，奠定了这片风景区的走向，这就是大承天护圣寺（后为功德寺）。它始建于元代，就其自身建设而言，它是中国园林史、建筑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寺庙园林；就其影响而言，它启动了瓮山泊周边的风景开发，整合了玉泉山与翁山景观，使之联体为一个以湖水为核心的整体空间，最终催生了昆明湖与静明园、清漪园的出现。它的遗存为这一区域的人文、生态环境演变提供了证据。大承天护圣寺简称“护圣寺”，位于玉泉山与翁山（万寿山）的中间位置、元代瓮山泊的北岸，建成于元代中期，后经明清两代重建，改名为“功德寺”。清末遭到英法联军的严重破坏。民国时期，寺庙主体部分改为学校。后为玉泉山中学校址，现状寺址范围清晰，地上物无存，遗存部分石制品。护圣寺之前瓮山泊靠近玉泉山，因此有关它的记载总与“玉泉”相伴。玉泉山作为这一地区的风景代表最早进入史册，金章宗曾7次巡幸，不过记载简略。至金末元初，文人赵著的碑记才有了比较详细的描述：燕城西北三十里有玉泉，自山而出，鸣若杂珮，色如素练，泓澄百顷，鉴形万象。及其放乎长川，浑浩流转，莫知其涯……草树烟霞，风云月露，朝夕变态无穷。凡来览者，若历物外。山有观音阁，玉泉涌出，有玉泉二字刻于洞门。泉极甘冽，供奉御用。碑记作于元太宗六年，1234年，湖面近百顷，还未命名；湖水沿天然河道远去，提示人工线型的长河尚未开凿；景观以天然风貌为主。这种景色也零星出现在耶律氏父子与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发逐渐增多，先以漕运扩源为目的，如郭守敬的河道治理，疏通玉泉河、开凿通惠河；筑建白浮翁山堰，汇集沿线泉脉于山前。充足的水量壮大了原有的湖泊，“瓮山泊”一名也由此而传。之后的王恽游览玉泉山时写道：举目瞻伫，已次翁山，因共为玉泉之游。于是转岗陵，过碾庄，望西南林壑，烟霏空翠，襟袖为之淋漓也……（山上眺览）平湖，令人有撑舟昆明之想。清和扇物，云光湖水，倒影一碧……山田有苗兮渔有矾，鸟飞鸥泳兮同一口。繁茂林木之间，农田开始出现，如当时宋全太后的田产就有360顷之多。优美的环境引发了景观活动；除已有的金章宗玉泉山芙蓉殿、耶律氏父子翁山陵园外，还有忽必烈昭化寺、元成宗瓮山泊神坛。然而这些都属于小规模的动作，没有改变这一地区自然野莽的主体风貌，直到大承天护圣寺的出现。主持建大承天护圣寺的是元文宗图贴睦尔。这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笃信藏传佛教的皇帝，也是有元一代汉化最深的皇帝，喜爱诗画。天历二年（1329年）四月，元文宗来到瓮山泊“观于玉泉之阳”，他深深被周边的景色所感动，赞叹道：“层冈复巘，隐陇西北。大湖之浸，汪洋渟涵。歭而东高，翁山在焉。旁薄扶舆，固祗园之地也！”护圣寺的位置北近红石山，可以视作“主山”，黑山尖为“少祖山”，二昭山为“祖山”。寺正处于东西二山距离均等的位置，东为翁山，山旁“青龙桥”之名始见于元；寺西为玉泉山，其北金山口也曾被称作“白虎口”，这些与“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之说不期而合，或许都缘自护圣寺的选址。在此之前，瓮山泊仅是玉泉山的前景陪衬。护圣寺的出现成为景观控制中心，将视域内3个方向的山林，原本各自独立的景观单元，联为一个整体，收万象于一寺一湖。这种感受是显而易见的，文人吴师道在陪同后来的元顺帝舟游时，就写下这种感受：西北群山迥，盘盘护帝乡。玉泉流海润，金刹倚云翔。四月龙舟迈，千官马首骧。落花萦剑佩，高柳拂帆樯。在山峦层层环护之中，碧水在汇聚、金阁在高耸、视线在集中，衬托出帝王的宏大气势。同样，大众游览也是以湖水为中心，行行山近寺始见，半空碧瓦浮晶荧。先朝营构天下冠，千门万户伴宫庭。从此瓮山泊成为京城最著名的游览胜地，“西湖景”一名开始流行，取代了“瓮山泊”。水面上，自在快活的是对对儿鸳鸯，湖心中浮上浮下的是双双儿鸭子，河边儿窥鱼的是无数目的水老鸦，撒网垂钩的是大小渔艇，弄水穿波的是觅死的鱼虾，无边无涯的是浮萍蒲棒，喷鼻眼花的是红白荷花。明代在大承天护圣寺遗址上建立的功德寺，继承强化了传统山水格局的认知：背峰面湖、左右山护。建设由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宗朱瞻基主持，孝恭章皇后孙氏出资，占田六顷有奇。源远流长，玉泉清冽可鉴，东汇为巨浸、为西湖，湖水经惠河、潞河而达于海；山的来龙去脉，瓮山居左，“大房在右，西山、五华、金城及居庸诸峰横碧耸翠、骈叠连亘乎西北”；土地“湖之南东北三面，原田广衍皆膏腴壤。资湖之润，农岁丰给”。《西郊秋色》可见一斑：迢递西郊望渺然，无穷秋色映长天。晚田禾黍村村熟，野水芙蓉处处鲜。一带青山如玉立，万家红树与云连。遥闻社鼓风中急，应是农夫报有年。湖水衬出玉泉山西南形势犹如南海普陀，可见湖水之广。峦峰明秀，风景悠然，钟声隐隐出林表。渐近则长堤绕湖，夹堤而北，绿云絪缊，荷香袭人。以功德寺为中心的水田，随着长期的精耕细作，以及土地的皇家所有，整齐划一的种植得以开展，形成大地景观，农业生产逐渐附加了审美功能。这些田园具有鲜明的江南意向，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江南移民的耕作，他们不仅带来了稻耕技艺，而且还有生活居住方式，就连功德寺的僧人也多来自江南，“吴音无改尽乡僧”，使北方稀缺的稻作景观，蒙上了一层江南画意。临湖有三台，尚在湖上。长堤十里，平畴盈望，皆依江南种稻法引水溉灌。岁收充御廪，非私家可擅也。田园景观的建设者如此，相应的欣赏者、歌颂者也是如此。田光与湖影相互映衬，开阔空明美不胜收。线形的田埂、湖堤成为感悟光影的最佳方式。湖山光影交错间，功德寺的魅力被彰显出来。功德寺的建设带动了周边风景的开发，西湖成为京城最负盛名的风景游览区，以及春日踏青的目的地。宛俗是月初八日，耍西湖景、玉泉山……冠盖相望，绮丽夺目，以故经行之处，一遇山坳水曲，必有茶篷酒肆，杂以妓乐，绿树红裙，人声笙歌，如装如应，从远望之，盖宛然图画云。清初功德寺前的湖水继续向东南退缩，退水的田地被精心治理，不仅成为京城著名的御稻丰产区，而且还是重农国策的示范区。乾隆时期对西海及其周边水系进行了整体治理，将湖水东扩至瓮山脚下，自此万寿山取代功德寺成为湖景焦点。乾隆还是皇子时就经常游览西海，写下许多诗篇，如《游西海》：轻舠荡入蒹葭丛，波澄西海连长空。云山倒影弄明媚，寂寞残荷摇晩红。乾隆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造园思想与实践最为丰富的一位皇帝，继位后，乾隆皇帝并未满足西海的一时美景，他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底，开始了本区有史以来最大的综合整治，其目的是根绝水患、储蓄漕运与灌溉用水，特点是以景观为指导、而非单一的土方工程。与水利接续的是景观美化工程，乾隆皇帝于十五年(1750年)改瓮山为万寿山、金海为昆明湖，联湖带山整体设计，一气而成清漪园。同期还将偏居玉泉山南部的静明园范围扩展至全山，将原有景点整合为十六景，并把山体东麓水田区域纳入管理范围，与清漪园相联接、不设界墙，形成浑然一体的景观大空间，组成三山五园的核心。随着万寿山佛香阁、玉泉山定光塔的竖立，视觉焦点也从前朝的功德寺转向两山。功德寺周边与两山之间形成五湖三河的水网体系，即昆明湖三湖、养水湖、高水湖，玉河、北旱河、金河。湖以堤相隔，河以田相连，视线通透，景深丰富。清初功德寺名声依然显赫，但这更多缘于周边盛产的御稻而非寺院本体。这片自元明以来即为皇家所有的水稻种植区被清廷全部继承下来，严禁买卖，由内务府奉宸院统一管理。自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起，便在青龙桥南建有“稻田厂”，皇庄管理机构负责租赁、耕种、收获、存贮等事务，所有农产品直供宫廷。功德寺田地除少量官种外，其余雇民租种，附近的房产也属于皇庄进行征租。清代诸帝之所以不遗余力经营这片田地，并非苟求于区区物质收获，其更大目的是向天下宣示“重农课耕”的国策，以及观稼问农、占测年景。这也是康乾时代西北郊园林建设的一个出发点，雍正皇帝曾明确表达：园之中或辟田庐、或营蔬圃，平原膴膴，嘉颕穰穰，偶一眺览则遐思区夏，普祝有秋。嘉庆皇帝欣喜地描绘了这里丰收的景象：玉泉止水汇而为湖，并疏为渠，灌溉稻田数百顷。每至夏初，插秧莳种，罫亩布列，弥望青葱不异东南阡陌，晚秋刈获则比栉崇墉，村村打谷，较他处每多丰穰。盖泉甘土沃，故玉粒倍觉精腴。兹过青龙桥，凭览田家风景，弥深劭农之意尔。完备的农业体系促成了优美的田园风景，人们不仅被这里山水所吸引，也被湖山之间的田畴所感动。昆明湖在万寿山下，乾隆十六年导西山玉泉之水，即旧所谓西湖者，广为疏浚，周三十余里。……夹岸开稻田百顷，实以灌漑，弥望青畴宛然水乡风景。一方面两山亭台楼阁在溪田上悠然可见，另一方面在湖田之间安置了点景建筑，它们之间、以及与山景之间形成视线联系，将两园皇家氛围延展，犹如书法“飞白”笔断意连，形成田园的归属感。这些点景建筑有：影湖楼、界湖楼、治镜阁、藻鉴堂、望蟾阁、会波楼、畅观堂、以及湖堤间的木牌坊、石牌坊等构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