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小学毕业，我被分配到西昌二中。

西昌二中，最早在北街，1963年迁到西昌师范校对面（即后来的第一小学），1964年底迁至长安的一个小山坡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改名为东方红中学。学校非常简陋，没有围墙，也没有什么树木，一个简陋的大操场，一个篮球场。除教学大楼、教师宿舍稍好一点外，学生宿舍就是一排红砖平房，门窗破烂漏风，没有顶棚，一刮风，灰尘、泥沙直往里灌，冬冷夏热。学校旁原有一个旧砖厂，有一个简陋的双层楼房，下面是一排小间，有20余间，每间放3张双层床，住6人，睡上床的人坐在床上就能顶到楼板；楼上是大通间，没有分隔，可安放几十张双层床，能住百多人。楼上住着66级3个班的男生，每当下了晚自习，学生蜂拥上楼，灰尘就下漏，下面苦不堪言，愤极怒骂，楼上的人一听，就在楼上故意跳，楼上、楼下爆发一片秽言。那时的二中基础设施及其糟糕。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学校的老师也大多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生不好、右派、历史反革命等，而学生中也聚集了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但是，也不能不承认，学校的老师大多数还是很有水平的。学校上课，一直是叶明烛老师打着一个铜铃铛，每天上下课，楼上楼下健步如飞；而且他是个多面手，兼着体育老师，记得我进校后，他也上过图画课。人很壮实，有精力，诙谐、乐观。1966年初，“四清”运动中，说他是历史反革命、漏划地主，一日，他被公安带走，据说被押解回原籍劳动改造,从此，再未见他的身影。

66级的英语老师党文彬，西昌县人，生于1911年；成都大学预科毕业。回昌后，任教于宁远联立中学。1930年，共产党员廖质生在学校发动党文彬等组织“学生自治会”，培养学生自学、自治、自强的能力。号召青年“要进步、要团结、多读书”。1941年，任西昌女中教务训导主任，历任省立西昌师范、西昌中学教员、校长、秘书。他的英语好，据说当年，美军飞虎队支援抗战，驻扎西昌时，他曾担任过翻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红卫兵打成历史反革命，在批斗大会上遭受人身侮辱、毒打。1966年10月22日晚，不堪凌辱，在西街家中小桃园书店的楼上上吊自杀。我不知道他是一种怎样绝望的心情，做出如此绝决的选择。党老师没有教过我们班，但日常见他，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老头，言语不多，人很和蔼。

教我们英语的邵老师，名已经忘记，因大家平时都叫他“邵梯其尔”，据说因打成右派发配西昌，曾经的恋人也与其分离。邵老师人显得非常优雅、文静，沉默寡言。“文革”来临后，很多学生也对其极其不礼貌，无论是批斗或是辱骂，他都泰然处之；他的老婆是个哑巴，没有工作，但人很秀气；学生中也流传他的流言蜚语，传说其老婆是怎么来的，但他从不动气。我是不太相信这样的流言，因为人家两口子感情很好。那时他已有两个小孩，大概3、5岁左右，有调皮学生常去戏弄两个小孩，他老婆一见，立即咿咿呀呀的冲出房门护住孩子，怒目相向，大有拼命的架势。如果学生对邵老师有过分的举动，她也是一幅拼命的架势。因此“文革”中，学校三个英语老师中，他受到的折磨也少得多。改革开放后，据说他下海经商，不再知道他的行踪。

教语文的李光明老师，对人非常和蔼。但日常有点洁癖，最厌恶脏乱差。每天把自己打扮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光光的，抹上头油；衣服每天也穿得非常整洁，还洒上香水。冬天，脖子上围着花围巾，一幅民国知性的打扮。“文革”来临，他被揪斗，红卫兵批判他追求小资产阶级情调，追求腐朽糜烂的生活。但他不屈服，我行我素，照样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光光洁洁的。一日，在传达室门口，突遇一66级学生，他说：“李光明，你死性不改，追求资产阶级情调！”说着，一巴掌拍在他头上，李光明勃然大怒，士可杀不可辱，高喊着：“你干啥子！要批你批，要斗你斗，你啥子事动脚动手？”其时在运动初期，讲文斗，这学生无话可讲，只能怏怏逃窜。我与李老师相识在1968年，亦师亦友。我欣赏他的气质。他喜欢京剧，善唱旦角，我经常去他寝室，听他演唱，慢慢地也跟着他学习。我进工厂后，因喜好读书，常去新华书店，时时遇见他，给予我不少的鼓励。后来我读书离开西昌，1987年暑假回昌，想去学校看一看，问起李老师，说是病逝了，令人甚感遗憾。李老师一生未婚，也许是其高洁的性格，质本洁来还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