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曾是昔日的世界经济中心，市场文化深厚，最近十几年来年暮气沉沉，政府破产传闻不断。欧洲衰弱对中国人而言，最大价值可能是提供众多“失败政策”的素材。通过一些花边新闻，就可以看到它的市场机制如何一点一点被侵蚀。

最近中国人谈欧洲比较多的是闲置房问题。有国务院参事陈全生称，应以德国经验为借鉴对闲置房征收重税，闲置一定时间由流浪汉入住，甚至收归政府所有。这种说法很快遭到德国网友反驳，称这是谣传。查阅资料发现，早在2008年媒体就曾报道欧洲各国向闲置房“开战”。这篇报道列举了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家惩罚闲置房的一些规定。只是笼统地描述，真实性也受到质疑。

不过有一则很详细的旧新闻值得注意。2011年英国人约翰·布朗的豪宅被流浪汉强占。他家房屋装修之后尚未入住，就有流浪汉捷足先登——他们没有使用暴力，“和平”地入住“闲置房”。业主不能暴力驱逐，只能向法庭申请驱逐令。法庭不会惩罚流浪汉——他们是流浪汉嘛，房屋空着也是“浪费”。这个奇怪的法律催生了“占房族”，他们在网上交流经验，随时更换住处。法国也有类似组织，称作“住房权协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帮助无家可归者占据空屋、搭营、阻止驱逐房客、冻结房屋租金上涨，并推动政府增加建设保障房。

这些人虽然不多，却获得了舆论普遍同情。“住房权”被写进欧洲各项人权保障公约，其基本含义是：住房是基本需求，应该获得满足。问题是，谁来满足住房权呢？答案被推给政府。政府本身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它所提供的一切“满足”都是建立征税和强制之上。英国人约翰·布朗就面临这样的情形：政府为保障流浪汉的“住房权”，就限制房屋业主的财产权。法国政府则是大量提供廉租房，由政府花钱保障“住房权”。法国政府甚至还发明了一个“可抗辩性住房权”，即划定困难人群，当他们住房没法保障，可以向法院起诉政府。

这类法律表面上充满脉脉温情的光辉，事实上是用错误的功利判断取代是非价值，混淆正义的内容。“占领”闲置房短期内可能提高房屋利用率，长期看却使人们减少新建房屋。它用法律破坏了“不许偷窃”“不可贪夺他人房屋和财物”的自然正义，鼓励不劳而获，败坏道德，激化社会矛盾。政府建设保障房确实可以保障“居者有其屋”，从长期看却会导致其它问题：住房市场被挤压，房价高企；越来越多人转投政府，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保障房（法国政府提供保障房数量越来越多，缺口却见增大）。福利房增加的代价是房地产市场衰竭和政府破产。这也是今天法国面临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这两项政策有在中国扎根生长的迹象了。国务院参事陈全生提议流浪汉“进驻”闲置房固然引起轩然大波，但是鼓吹惩罚闲置房的却大有人在。前两年政府建设保障房，也有专家提出，应该效仿法国设立“可抗辩性住房权”，穷人没房住就可告官员。听着非常过瘾，落实效果必定是，引导民众将改善住房寄托在官员而非市场。这与多年来房地场市场化的发展潮流是相悖的。它们都是欧洲国家树立起来的坏榜样，只可为戒，不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