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都都把自己说成是某某神仙物感生而来的的，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父亲是凡人，历代的开国之君更是如此。

   就拿汉代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故事来说吧，他开创了大汉基业之后，便吩咐自己的史官将他出生的故事修改的更加神秘，硬说自己的母亲不贞，曾跟某种神物发生不正常性关系，因而受孕，才生下的他。换句换说，就等于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私生子或“杂种”。

   司马迁是汉代的著名史官。他在《史记》中就记述了本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出生时的情形，便郑重其事的写出刘邦的母亲刘媪的不贞。他说，刘媪曾在太湖边的坡上午睡，在梦中与神交合。那时候，天色突然灰暗，雷电大作。刘太公找她，看见一条蛟龙伏在她身上。不久，她便怀孕了，后来就出生了刘邦。

   这就是说，刘邦不是刘太公的儿子，而是蛟龙的儿子在当时的人并不以此为亵渎，反认为尊荣，因为天子应该是龙种。假如刘媪不和蛟龙野合，而只跟刘太公敦伦，则生下来的儿子便不可能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了。在汉代之前和刘邦一样的帝王不少，刘邦以后更是甚多，那些古代帝王为什么宁愿做“野仔”、“杂种”，也不愿承认的自己的父亲是人呢？秋雨今天就和大家一块儿唠会儿。

   其实，这些皇帝肯承认自己是杂种，最主要的是神权政治思想在作祟。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中，农业渐渐地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人民因为靠天吃饭，所以便养成极端敬畏天地的心理。董作宾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一文中写道：“殷人以为天神具有最高权威的主宰者是‘帝’，天上的帝，也像人世的王。帝也成上帝。他的权能有五种，都可以影响到人间。其一，是命令下雨。雨是农业的命脉，不下雨就没吃的，就要饿死，所以只有靠天吃饭。其二，是降以饥馑。其二，是授以福佑。其四，是降以吉祥。其五，是降以灾祸。归纳起来，上帝消极就可以给人降灾祸，上帝积极就可以给人降福。

    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社会是一个是由神意所笼罩的社会。凡政治社会的建立，必须以当时强烈的社会意识做基础，才能取得全体人民的衷心一致的拥护。我国古代的政治家看出这个要点，便特别强调君主是天帝的儿子，他的权利也是天帝所授予的。这是早期君权神授的说法。

    《诗经商颂玄鸟篇》说：“天命令玄鸟，降下来而生有了商。”这就是说，简狄吞了玄鸟卵生契，生了商的先王。

     这《玄鸟》诗，正好是君权神授学说的最好注脚。既然有了这种君权神授的学说，最为开国之君的唯恐别人说他与天帝无关，于是心一横，便不顾孝道，先拿自己的母亲开刀，硬说她曾与灵物发生过不正常的性爱关系，才怀孕生了他的。作为母亲，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把帝位坐稳，明知这是冤枉，也只好哑忍了。于是，这个自认为‘杂种’的人，就成了堂堂正正的‘天子’。

    人民因为靠天吃饭，生怕开罪了天帝，惹来一场大风，或是一场豪雨，或是长期的干旱，就对于这个自认‘杂种’，也就敬佩有加，便乖乖做他的子民。

    如果以群众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政治骗局。因为皇帝是否真的是杂种，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需要开具出生证明的，根本无法查考。他的史官这么说，人们也就这么听。他的史官说：皇帝是龙的私生子，人们也就信是龙种。他的史官说，是龟的私生子，人们就信他是龟蛋。慢慢的积非成是，这种有史官们炮制出来的神话，便与人们恐惧天帝，崇敬天帝的迷信心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社会意识。也慢慢的由恐惧天帝、崇敬天帝而变为恐惧皇帝，崇敬皇帝了。在这种社会意识的支配下，天帝便成了天上最高的主宰，皇帝便成了人间的最高主宰。我们要细细品味一下，“设神鬼而御王道之不足”这句话“设”字，就可以看穿那些自认杂种的皇帝所玩的政治魔术了。

    “感生”的神话从远古时代一直到清代，仍在流行。清代的始祖布库里雍顺，在《清实录》里说“天女所生，不服而孕。浴于池，食朱果而成胎。既生，名其姓为爱新”。

     这种“感生”神话是白纸黑字地著于史册的。可见这种神话是被皇帝所承认的，即是说，那些皇帝明知史册这么写是把自己本身或者自己的祖先当成“野仔”、“杂种”，但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和皇位，使广大的子民对他崇拜，也就心甘情愿的承认自己的是个“野仔”、“杂种”了。（李秋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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