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政治家韩非》

     世界上最早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是战国末期的政治家韩非。他在《五蠹》篇中说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将古代人口状况自然资源货财分配劳力与收入社会治安等情况一一对比，深刻地论证了“民多财寡则争”的论点。他把不注意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看作是危害国富民强的“五蠹”之一，的确令人深思！

     从历史上看，韩非的人口论观点比十八世纪英国马尔萨斯要早2000年。我国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1604年《处置宋禄查核边饷议》中，提出了每三十年人口增长一倍的规律。后来在《农政全书》（1633年）中他再一次提出这一规律：“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夫三十年为一世，一世之中人各有两男子”。而马尔萨斯在1798年《人口论》中提出“人口每二十五年增长一倍”。事实证明，在揭示人口增长规律准确性方面，徐光启比马尔萨斯要早194年。

    南宋时期的农村，有个奇怪的习俗，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最初，这个风俗还有些迷信色彩，说五月初五生的儿子不祥，不吉利，所以“不举子”，这个“子”指的是男孩子。可是后来这个“子”竟演变成了包括男孩、女孩都在内的所有刚刚出生的婴儿，而且也不单指五月初五了。这个“生子不举”现象存在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令人吃惊。在福建、两浙、荆湖、江南等地广泛分布，尤其以建州、处州、汀州、南剑州、邵武军、建宁府、衙州、严州、鄂州、岳州、信州、饶州等地最为严重。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人口的繁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并因大量溺婴、弃婴，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致使无妇可娶，拐卖妇女、女子早婚等现象越演越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生子不举”现象，完全出于农民的自发行为，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限制。

　　其实，南宋政府是大力鼓励生育的，并采取了很多奖惩措施，严禁生子不举之风：高宗绍兴八年规定，贫乏之人妊娠，支给米4斗。十五年又改为支给一石。二十二年为弥补常平救济不足，创办“举子仓”，以救助贫困之家生手而无力养赡者。南宋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发展人口，能够提高生产力，增加税收，解决兵源，从而增强国力，抵御北方的女真族、蒙古汉国的南下。保住内外交困的政权。

　　二是南宋的儒、佛、道融合一起的“理学”已形成了体系，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尤其是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都把“不杀”放在第一位，违背了这一原则的“生子不举”，不但是“无道”，更不利于治国利民。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奖罚措施往往不能执行，“生子不举”之风并未殄灭。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多生多育”的自我报复。

　 “多子多福”是封建社会根深蒂同的一种观念，妇女不孕和堕胎被视为不祥之举，因此，在既无办法不孕，又无办法不生的情况下，只有采取“生下来再处理”的下策。当时，在农村的情况是，很多妇女的生育都在8、9胎，甚至10胎以上。这些妇女往往是年年怀孕，年年生产，而生下的孩子又养不起只得溺死或遗弃了之。

　　原因之二是农民贫困难以聊生。

　　南宋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大量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官户、富豪之手，很多农民沦为细仆，更难以养育儿女。如遇旱涝灾伤或盗贼侵扰，农民就更加难以为计。

　　“身丁钱”的征收也造成生子不举。宋朝建立以后，规定男子20成丁，60为老，人户每岁按丁输纳钱米和绢，总称“身丁钱”。贫苦农民不堪重负，往往采取隐瞒丁口的办法来逃避“身丁钱”的征收，影响了男口的增长。

　　政府救济措施不力．地方官吏从中贪污舞弊，使生子不举现象长期存在。如政府虽有常平救济政策，但因常平积欠严重，遇灾荒之年都难放粮施救，何况平时对妊娠之人救济了：因此，这一政策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原因之三是财产继承关系的制约，使农村中富有的阶层也生子不举。

　　这些人家兄弟越多家产便越分散，这就越易为人所兼并，因此，为了保住家产，使家道不致中落，只有生子不举。

　　以上上所述，南宋时期农村“生子不举”的做法，是以最野蛮最残酷最原始的办法来控制人口增长，对社会的经济、思想、道德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后世之人应该深思并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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