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创意产业之父”的英国人约翰·霍金斯表示，知识产权是新世纪的货币，版权局是21世纪的央行

　　“知识产权是新世纪的货币，版权局是21世纪的央行。”25日，赴北京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的霍金斯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知识产权是创意经济中的“货币”，那推动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人就是发“货币”的人。

创意时代到来

　　“对中国的创意产业事业，我很有信心，虽然说起步晚了，但是发展起来，速度一定很惊人。”霍金斯说。

　　他的创意经济源于20多年前的反思，那时候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开始迅速发展，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他开始感觉到，人们被这些技术冲昏了头脑，过于重视它们的发展，以至于正在丧失人们富于创造的想象力。

　　他认为，无论信息多么丰富、无论技术多么快速发展和神奇，它们终究不能拥有思想，从事创作。

　　一组被反复引用的数据反映了创意产业的现状：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

　　霍金斯用英国和美国的例子指出了创意时代的到来。据了解，在最早提倡创意产业的英国，2001年英国创意产业的产值达到1125亿英镑，占GDP的5%，超过任何制造业对GDP的贡献，并且成为英国雇用就业人口的第一大产业；同年在美国，仅创意产业中的核心版权一块，就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24%。

　　从原来的影视公司到现在的版权商标公司，霍金斯对创意产业的关注也为他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春天。如今，除了自己经营的版权商标公司外，霍金斯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帮助许多国家、城市、公司去探索和管理创意，特别是如何将他们的创意转化成经济收益。

　　用“点子”换货币

　　“版权产业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更是产业、商业以及融资方面的意义。”霍金斯指出，一个好的“点子”可以卖钱，必须被赋予某种形式的专利。十几年来，著作权、专利、商标法以及其他法律所有权体系逐步健全，这些法律让人们的“点子”真正变成钱。

　　“洋葱圈”是霍金斯脑海中的创意产业模型：核心圈是内容，它是版权产业最核心的中间圈层，包括故事、音乐等；知识产权主要是围绕内容的价值和运用，而合同契约则是连接权利人和其他商业人之间的纽带。

　　霍金斯认为，广告、建筑、艺术、工艺、设计、电影、音乐、出版、游戏、广播等都是创意产业门类。创意要变成流通中的“货币”，这就要求管理者拥有高品质的团队，拥有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够管理好契约和商业关系，而这些管理职能得以实现的前提来自法律意义的支持，包括契约有效性和合约商业价值。

　　“其次是财务管理。”他进一步解释，通常来说一些企业要开发一个创意产品，可能需要投入进行前期开发，最有效的财务管理方法就是：把前期的研发和服务变成资产写在财务表格上面并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上，作为未来收益部分的投资。这样，创造力就具有了实质的特质，是投资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公司价值，尤其是在评判一个企业管理团队水准时，对企业的财务管理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此外，为了更好扶持促进创意经济发展，他认为还需要拥有懂得产业的专业人才，如会计师、律师等，可以对文化创意产业无形资产的价值体系有一个新的评估。

　　霍金斯坦言，目前针对无形资产的评估，国际上存在较大的争议。尤其是数字媒体产业，这个产业的发展存在未知和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企业管理团队和投资者在无形资产评估上有较大的争议和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让产业处于停滞阶段。

中国的创意经济不可限量

　　在霍金斯看来，中国的创意产业虽然刚刚起步，但在政府的“自上而下”和民间“自下而上”的共同努力下，目前的“创意热”已预示其前景不可限量。在这一过程中，创意经济媒体将会对中国创意产业产生助推器的作用。

　　霍金斯认为，创意产业已经开始颠覆传统的生产方式。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以往的驱动力主要是向美国等国外地区出口低附加值的工业品，而今后的产品不但有中国制造，更要有中国创造。未来有关科技、绿色、环保的创意产业将大有所为。

　　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件产品通常要经历“设计发明”、“生产制造”、“分配销售”、“消费使用”四个阶段，当工业经济变为创意产业，线性的链条就变成了循环链条。任何一个在生产、分配、消费中拥有创意的人，都可以改变原有链条结构。

　　目前，霍金斯也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创意商学院”移植到中国来，更好地帮助中国的公司去探索和管理创意，特别是如何将他们的创意转化成经济效益。

从生态学角度看创意

    约翰·霍金斯认为，看一个城市是否是创意城市，除了看具体的统计数字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精神状态。要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创意不仅仅是个体的，更是整个创意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受政策环境的影响，是否有自由宽容的氛围是政策环境影响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创意经济与北京提出的文化创意产业有重合之处，但不能画等号。

    杨淦对此观点表示认同，他指出，北京大力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有相同之处，但也不应画等号。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使人的居住环境、生存状态发生变化。比如说创意酒店，这个酒店的建筑创意、服务创意等等，使人的生存环境有鲜明的特征，如环保、有文化内涵、使人惬意等。他还指出，在全世界都重视发展创意经济的时候，北京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与北京曾为六朝古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不无关系，现在北京人均GDP达到7000多美元，消费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建议建立北京艺术中心

    杨淦认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必须给文化赋予新的生命，使文化成为大众消费的产品，否则文化就变成了古董，古董只有少数人才消费得起。比如说故宫的文物，现在有不少复制品的出现就是创意，它使一般的消费者都能买到这酷似世界稀有文物的商品。文物走进了大众消费。文化创意可以从中西文化融合中获得灵感，比如说在后海的四合院里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感受皇家遗韵。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双方集中探讨的话题之一。双方一致认为，应该打造一个能够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平台或通道，建立一种有效的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体制与机制，目前，这方面还刚刚起步，尚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就如何加强中英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约翰·霍金斯建议北京应该考虑建立一个艺术中心，成为中英创意产业互动交流的平台。整个艺术中心近似于艺术特区，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听取一些产业内的声音，对他们进行引导；中心的运作和管理可以委托专业人士去做，可以聘请一些中外艺术家来这里，让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中激发创意。杨淦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表示将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竭尽全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化贸易要从“孩子”抓起

    中西文化贸易是不对称的，当下中国的贸易顺差惊人，但文化贸易的逆差也同样惊人。杨淦指出，“中国许多精彩的演出，在国外只能是免费的午餐，进入不了人家的主流演出市场。”据了解，近几年在图书进出口方面，中国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逆差达到了100∶1以上。杨淦表示，“文化是一种关乎价值观和精神世界的现象，文化贸易直接影响到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与地位，这种现状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必须尽快加以扭转。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要找好切入点，要从外国的娃娃抓起，了解国外小孩子的喜好。”

    双方就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谈到了“文化例外”。“文化例外”一词源于上世纪90年代，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法国人意识到了国家和民族文化独立的重要性，反对把文化列入一般性的服务贸易，认为在文化领域内不能适用WTO贸易自由原则，旨在保护本国文化不受外国文化冲击。“文化例外”要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基础。法国人谈“文化例外”抵抗美国好莱坞文化入侵，与法国有强大的电影工业有关。“没有产业大发展，就没有文化大繁荣，而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发展，需要市场的推动，否则不会长久繁荣。”杨淦表示。

    美国向中国输出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国小孩子很沉迷，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下一代的价值观，但实际上在美国《魔兽世界》是限制级游戏，小孩是不可以玩的；日本把中国的《三国演义》改编成日本式的；美国人把《花木兰》改编成美国式的，这些改编都不能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韩国的粽子也被联合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面对这种局面，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要首先保护好我们的文化遗产。“我国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表现，我们的传统文化内涵为‘和而不同’，这有利于世界和谐发展。”杨淦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