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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2 11: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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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7-22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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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官窑与清宫瓷器
江西景德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瓷都。早在魏晋时期，其瓷器已很走俏，远销各地。唐宋时期，景德镇的瓷器进入宫廷，倍受皇帝喜爱。明清两朝，是景德镇瓷业的黄金时期，朝廷在景德镇正式设立官窑，汇集全国最优秀的瓷匠，垄断优质的制瓷原料，烧造出巨量至精至美的御用瓷器，景德镇成为中国的制瓷中心。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清宫瓷器档案，历经数载整理编纂，大型专题档案汇编《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即将影印出版。这些档案，全面真实地记录了清代皇家瓷器的生产和管理。在此，让我们透过珍贵的皇宫档案，从几个侧面看看历史上的景德镇官窑与清宫瓷器背后的隐秘。 景德镇为何能成为皇家的官窑 官窑，是相对民窑而言的。民窑是为平民百姓烧制日常生活用瓷的窑厂。官窑则是指专门为宫廷制造御用瓷器的皇家御窑厂。 还在北宋时期，原名昌南镇的瓷器得到宋真宗的赏识，宋真宗于是用他的年号“景德”二字来命名这个小镇。从此，景德镇瓷器便闻名遐迩了。明清时期，景德镇成为皇家指定的瓷器烧制厂，而且是这500年间唯一的御用瓷器定点窑址。 景德镇的瓷器为何独得明清帝王的青睐？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景德镇“水土宜陶”，这里具有得天独厚的制瓷条件。景德镇附近高岭村出产的土，洁白细腻，是最优质的瓷土，是烧制瓷器的理想原料。景德镇的东北部属于黄山余脉，林木茂盛，为烧瓷提供了充足的燃料。流经景德镇的昌江，既可淘洗瓷土，也为瓷器外运提供了水路便利。 除了大自然上这些天赐的制瓷便利外，还有一点就是到明清时期，景德镇成为瓷匠的大本营。千百年来，北方战乱一直较为频繁，北方窑工一批又一批地南迁景德镇，使这里成为制瓷业能工巧匠的聚集地。 天时、地利、人和。几个方面因素的综合，明清两朝的皇宫最终看中景德镇，把这里选定为专门制造御用瓷器的官窑。 异彩纷呈的清宫瓷 明代景德镇官窑的设定，是从洪武皇帝朱元璋时开始的。在明代，景德镇官窑习惯上都是冠以皇帝的年号，如洪武窑、永乐窑、宣德窑等等。 清代的景德镇官窑，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式设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皇帝的直接过问扶植下，经过几任督窑官的苦心经营，景德镇官窑达到空前的鼎盛与繁荣。 康熙是非常注意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的，他和他的后妃们放下了满族人的粗瓷大碗，喜爱上了细腻考究的官窑瓷器。康熙时的青花瓷，不仅料色青翠艳丽，釉质莹彻透亮，而且展现的画面极富层次。康熙五彩瓷，色彩瑰丽丰富，画工都很考究精妙。康熙时期，外国传教士不断进入宫廷供职，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珐琅画，深深地吸引了康熙。于是，心态开放的康熙决定将珐琅技术尝试用到瓷器上，终于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成功烧造出珐琅瓷。此后，景德镇官窑又将珐琅技术逐渐运用到五彩瓷中，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粉彩瓷。 雍正时，景德镇官窑烧制珐琅瓷、粉彩瓷的技艺日臻成熟，而且色泽粉润，装饰秀逸，显得特别柔丽高雅。雍正时期，首创以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样，成瓷后再进行釉上粉彩装饰，使粉彩瓷更别具一番清俊华丽之美。 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爱摆阔的皇帝，景德镇官窑为满足乾隆时期宫廷的特殊需要，在烧瓷制作上也大大提升了一步。这一时期的粉彩瓷，纹样极为细腻，色彩至为华艳。各式各样的镂雕瓷，是乾隆时期的一大特色，除镂空透雕的香熏、花篮、灯罩外，更有双层透雕的转心瓶、转颈瓶等等，其结构之严密，构思之奇妙，令人叹为观止。乾隆时期还流行仿生瓷，比如仿照动物、植物、瓜果的瓷器，以及仿竹木、仿珊瑚的瓷器，无不惟妙惟肖，几乎到了乱真的地步。 晚清六朝，景德镇官窑逐渐下滑。比较起来说，光绪时的瓷器在清朝后期算是最为精良的。 景德镇官窑每年运到京师的瓷器都是成千上万件的，这么多的瓷器，当然并不是皇帝一个人享用。宫中簿册记载，这些瓷器有的直接搬进御膳房、御茶房，有的分配到紫禁城的各个宫殿陈设摆放，还有大量的是向西苑三海、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这些皇家宫苑以及太庙、陵寝等地分派的，更有不少是皇帝拿来赏赐给皇子皇孙以及文武百官的。清朝皇帝还经常把瓷器作为外交礼品送给各国，比如康熙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乾隆给英国乔治国王、慈禧太后给美国使臣和日本皇后的礼品中，都有大量珍贵的瓷器。 皇帝亲自改画样 烧制瓷器总是要有样子的，御用瓷器是最为讲究的，自然对式样的要求也最高。景德镇官窑烧造瓷器，其式样有这样三个来源：一是大部分由承办皇宫御用器物的内务府造办处出样。这些瓷样，都是根据皇帝的旨意，由宫廷画师绘制的，通常叫画样，也叫官样。康熙时的宫廷画师刘源就曾为御窑厂设计过不少的画稿。还有的做成了形象逼真的木样、漆样。景德镇官窑接到宫里送来的图样，便严格依照式样进行烧制。二是有时内务府直接将清宫旧藏瓷器发往景德镇，叫官窑仿照已有的成品式样来烧造。三是景德镇的瓷匠有时别出心裁，设计出新的花色品种进呈皇帝。 清朝皇帝对景德镇官窑瓷器十分重视，常常直接指导和修改瓷器画样，在雍正、乾隆时的宫廷生活档案中，这样的事是经常见到的。这里，我们透过几个例子，来看看雍正对瓷器画样的要求是何等的细致乃至苛刻。 其一，雍正十年（1732年）五月二十四日传旨：“藤萝花，再画珐琅器皿时，不必画此花样。”看来，雍正不太喜欢藤萝花，他指令再制珐琅瓷时，不要画这种花了。 其二，雍正十年（1732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传旨：“青山水茶园、酒园俱好，再画些。”这里，雍正对瓷器上的茶园、酒园很欣赏，要求在瓷器上再画一些这样的画。 其三，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初十日传旨：“此瓶上龙身画的罢了，但龙须太短，足下花纹与蕉叶亦画的糊涂，嗣后再往清楚里画。”这件档案反映出雍正对瓷瓶上的龙身子还是满意的，但认为龙须太短了，龙足下的花纹和芭蕉叶也比较模糊，谕令以后再烧制这样的瓷瓶要一一修改。 有皇帝如此细腻的指导和近乎苛刻的挑剔，景德镇官窑怎能不出传世精品？ 杰出的督窑官——唐英 清代从康熙朝开始，朝廷采取直接委派督窑官的方式，来管理景德镇官窑的瓷务。督窑官是一个俗称，所谓的督窑官，实际是由内务府派出的管理九江关务的官员来兼管景德镇窑务。督窑官都是由皇帝亲自点名任命的，比较著名的督窑官，有康熙朝的藏应选、郎廷极，雍正朝的年希尧，还有跨越雍正和乾隆两朝的唐英。当然，督窑官中也有不少不得善终的，比如舒善的贪污受惩，德纯的自杀身亡，福英的入狱坐牢。 在景德镇官窑，主持窑务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成绩最卓著的，要算是唐英了。唐英是汉军正白旗人。雍正六年（1728年），47岁的唐英出任景德镇督窑官，从这以后，直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辞世，唐英主持景德镇官窑事务长达28年。唐英的后半生，基本是在官窑上度过的。唐英对督窑官这一差事，不像其他官吏，只是代表宫廷，向窑户工匠征索器瓷，而是把整个身心投入到烧瓷事业中去。史料记载，刚到景德镇时，唐英还是个瓷器外行，可是在他上任后，谢绝宾客，聚精会神探研烧瓷技术，“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也就是说，唐英作为一个堂堂的朝廷命官，与烧瓷匠们同吃同住整整3年。由此，唐英完全掌握了瓷业生产的物料和火候，由一个官吏转变成为卓有成就的烧瓷专家。在唐英主持官窑期间，景德镇制瓷成就达到古代历史上最好的水平，不论是胎质釉面、器皿品种，还是工艺手法、彩绘装饰，毫不过分地说，都是登峰造极的。 唐英是个精通业务的督窑官，他不仅对制瓷工艺十分娴熟，而且还注重经验理论的总结。在唐英的主持下，制定了《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弥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烧造工艺的不足。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亲自撰写了《陶务叙略》和《陶成纪事》，总结了烧造陶瓷的具体办法、花色品种和费用支出，对当时景德镇仿古创新的57种釉彩品种作了全面梳理。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编纂《陶冶图说》，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官窑制瓷图册，也是我国有关陶瓷工艺的第一部系统的著作，唐英本人撰写文字说明，宫廷画师孙祜、丁观鹏等绘制图画，从“采石制泥”“淘炼泥土”，到“束草装桶”“祀神守愿”，对瓷器的生产工序作了全面形象的记载。唐英的制瓷著述流传到欧美各国，成为陶瓷工艺史和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不朽著作，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科学研究价值。 官窑：一年烧造有多少？每年花银知多少？ 景德镇官窑每年要为皇上烧造多少件瓷器？督窑官唐英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曾奏报说：每年秋冬两季向皇宫上交瓷器总共600余桶，其中盘、碗、碟等圆形瓷器17000件左右，瓶、坛、尊等雕琢瓷器2000余件。当然，这些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上好瓷器。 乾隆六年（1741年），景德镇官窑的统计数字显示，这年共烧过瓷器胚胎42700多件。到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战乱，一年才烧造几百件。同治七年（1868年），景德镇官窑为同治皇帝大婚烧制瓷器120桶，计7294件。 谈到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烧造，我们不得不说，它的开销账目是十分清晰的。从现今保存下来的档案看，自乾隆年间到宣统二年（1910年），基本上每年都有景德镇官窑各种清册进呈内务府，所涉及的银两数目极为详细，大到本年烧造瓷器所用的银数，小到捆扎瓷器稻草的花费，每笔开销都是记载详尽，奏销账目中若差分毫，都要由督窑官赔补。 景德镇官窑一年烧造瓷器要花多少银子？清宫档案记载，在康乾盛世，按常规每年烧瓷用银的定额是1万两，一般不能超过这个额度。比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景德镇官窑用银8000两；乾隆六年（1741年），用银9880两。 晚清慈禧太后控制朝政时期，虽是内忧外患，国库空虚，但慈禧为了个人的享受和挥霍，却是大把大把地向景德镇的窑坑扔银子。档案记载，慈禧50大寿时，烧制瓷器花费银子是15000两；到她60大寿庆典时，烧制瓷器所花费的银子数目是惊人的121100两；光绪三十年（1904年），慈禧70大寿时，烧制瓷器又耗费银子38500两。正是慈禧太后穷奢极欲的需求和不计成本的资金投入，使长期不景气的官窑又稍有恢复。 官窑瓷器的损坏赔补和次品处理 在景德镇官窑有句流传久远的话：“器成七十二”。就是说，一件好的瓷器，必须经过72道工序才可完成，这充分反映了官窑瓷器行业内部分工的细密。 然而，在瓷器的烧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总是要有损坏的，那么损坏多少是正常范围内允许的？乾隆十二年（1747），管理内务府的庄亲王允禄有个奏折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按以往定例，烧造的瓷器损坏三成以上的，要由督窑官赔补，三成以下的属正常损坏，不追究责任。像乾隆六年（1741年），共烧过瓷器胚胎42700多件，损坏6800多件，大约占了一成半，督窑官唐英可不承担赔补。不过，庄亲王允禄认为，损坏三成不赔补这个规定太宽了，经他奏请，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改为瓷器烧造损坏两成以上就要赔补了。 以往曾有一种说法，官窑烧造出来的次等瓷器都砸碎销毁了。实际情况怎样呢？明代中期以前确实是这样，官窑稍差些的瓷器皇帝不想用，别人也不能用，都砸碎销毁了，所以，人们后来在景德镇的窑址附近能发现埋有成堆的明代官窑瓷片。但从明朝中期之后，官窑烧造出来的次等瓷器就不砸了，而是进行变卖。 档案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督窑官唐英在向皇宫上交19000余件上等瓷器的同时，还有7万多件落选的稍差一点的次等瓷器，也一起送往京师，“以备赏用”。乾隆时期管理内务府的庄亲王允禄曾有奏折说，官窑的次色瓷器虽说有些瑕疵，但在民间也算是上好的美器，因此按惯例都是变价处理的。乾隆六年（1741年）以前，景德镇官窑的次等瓷器都要送到北京，或是皇帝用来赏赐，或是由内务府的瓷库变卖处理。在乾隆朝，有一次处理康熙时的次等瓷器，一次就是十几万件。由于把几百桶的瓷器运到北京还要花一大笔包装费、运输费，乾隆六年（1741年）以后，次等瓷器就在景德镇当地直接变卖处理了。但不管在哪里变卖，这笔钱都要揣入皇帝的腰包，交到内务府的银库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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