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雅尔达是教历中嘉帝月的第一夜，也是冬天的第一夜，一年之中最长的夜晚，那夜星光黯淡，恋人彻夜难眠，忍受着无边的黑暗，等待太阳升起，带来他们的爱人。遇到索拉雅之后的那个星期，对我来说，每个夜晚都是雅尔达。等到星期天早晨来临，我从床上起来，索拉雅·塔赫里依然在我脑海里。我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经过塔赫里的摊位，朝将军招招手，他会挥手回应。有时我们会稍作交谈，提及我的写作、战争、当天的交易，而我不得不管住自己偷瞥坐在一边读一本平装书的索拉雅。而我走开时，得强打精神，掩饰自己心中的失望。

有时将军会留她一人看守摊位，我会走过去，假装不认识她，可是心里想认识她想的要死。有时陪着她的还有个矮胖的中年妇女。我暗下决心，在夏天结束之前一定要跟她搭讪，但学校开学了，我依然没有勇气、没有胆量，甚至不敢望她的眼睛。

1985年某个闷热的夏季星期天，爸爸跟我在跳蚤市场，那天销售相当可观，才12点半，我们已经赚到160美元。我以买杯可乐的名义站了起来，爸爸让我当心点，我假装不知道，爸爸指着我说：“你要记住，那家伙是纯正的普什图人，他有名誉和尊严。”这是普什图人的信条，尤其关系到妻子或者女儿的贞洁时。我向爸爸保证不会让他难看，朝贩卖处走去。

我看见塔赫里灰色的货车，索拉雅单身一人，在看书，今天穿着长及脚踝的白色夏装，凉鞋露出脚趾，头发朝后扎，梳成郁金香形状的发髻。我打算像以前一样只是走过，可是却在她面前停留下来，盯着她。她抬头，我向她开口说话了，问好，问将军是否在，告诉名字然后告别。然而，在我举步离开时，停了下来，转身，趁勇气还在，问到：“我可以知道你在看什么书吗？”

我屏住呼吸，觉得跳蚤市场里面所有的眼睛都朝我们看来。直到那时，我们的邂逅可以解释成礼节性的问偶，但我问了她问题，如果她回答，我们将会聊天，而我是一个单身青年男子，她是一个未婚的少女。她有过一段历史，这就够了。我们正徘徊在风言风语的危险边缘，而承受流言毒害的将会是她。按照阿富汗人的标准，我的问题很唐突。问出这句话，意味着我无所遮掩，对她的兴趣再也毋庸置疑。可是我是个男人，我所冒的风险顶多是尊严受伤罢了，而她则是名誉毁掉。她会接受我的挑战吗？

她翻过书，我看到那是一本《呼啸山庄》，我们聊起来，她说听说我写作，我寻思她是如何知道的。因为有教养的阿富汗淑女是不会向她父亲问起青年男子，而且，一个有名誉和尊严的普什图父亲也不会跟自己的女儿谈论未婚少男，除非这个家伙是求爱者，已经做足体面的礼节，请他父亲前来提亲。

难以置信的是我问她，是否愿意看看我写的故事，她不安的回答愿意，眼睛开始东瞟西看，也许看看将军来了没有。当我还想说些什么时，那个曾见到跟索拉雅一起的中年妇女走进过道，她是索拉雅的母亲雅米拉。她问候着我，提起我们很早以前还是亲戚呢，然后她的眼睛在我和索拉雅之间转起来。

我曾问过爸爸为什么塔赫里将军的女儿还没有嫁出去，爸爸说没有门当户对的追求者。闲言碎语让阿富汗的男人远离她，所以不断有婚礼举行，但她却始终只有父亲陪着。如今，这个母亲，带着令人心碎的渴望，讨好的微笑，对眼中的希望不加掩饰。我对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感到畏怯，而这全部因为，我赢得了那场决定我性别的基因博彩。

索拉雅的母亲邀请我坐下，我婉拒了，她抓起一把猕猴桃和几个桃子坚持让我收下，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索拉雅正望向别处。我离开回到我们的摊位，爸爸接过桃子，提醒我记住他说过的话。

那天夜里，躺在床上，我一遍又一遍回放着我们的对话，盯着天花板痛苦地想起，要经过连续六个漫长的雅尔达之夜，我才能再次见到她。

好几个星期都是如此这般，我等到将军散步离开，然后走到塔赫里的货摊。如果塔赫里太太在，她会请我喝茶、吃饼干，谈起旧时在喀布尔的时光。有了她母亲在场，索拉雅会更轻松、更健谈，我们的约会也可以少招惹一些风言风语。但她对我套近乎的态度明显让索拉雅觉得尴尬。

某天，索拉雅跟我单独在他们的货摊上交谈，她告诉我学校里的事情。她在弗里蒙特的“奥龙专科学校”就读，她说她想当老师，那是她一直梦想的。这起源于一件事，在喀布尔的时候，她曾教自己家的佣人兹芭读书识字，当看到兹芭第一次可以自己写信给自己的姐姐时，她觉得自己做了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这让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识字的哈桑，如何用不懂的晦涩字眼取笑他。索雅拉说她的父母希望她读法学院或医学院，但她想成为老师，虽然收入不高，但那是她想要的。我谈论起我的母亲也是老师时，她说她的母亲告诉过她，接着因为这句话，她脸上泛起红晕，这意味着我不在的时候，她们曾谈起阿米尔。我费了好大劲才忍住让自己不发笑。

按照我们的约定，我把自己的写的小故事拿给她，她笑逐颜开说谢谢。忽然间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的红晕退去，眼睛盯着我身后，我转过身来发现塔赫里将军站在那里。他轻轻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并排走了几步，他说：“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当喜欢你。你是个有教养的孩子，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即使有教养的男孩有时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责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会讲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替我向你爸爸问好，亲爱的阿米尔。”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爸爸问我怎么样，我告诉了他刚才的事情，他叹了口气。不过，刚才发生的事情没有让我烦恼太久，因为那个星期稍晚一些时候，爸爸感冒了。

开始只是有点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愈了，但咳嗽还是没好，我不停地求他去检查，但他挥挥手叫我走开。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我撞见他正把一口带血丝的痰咳到马桶里。我带他去了医院，做了胸部X光扫描。医师让我填写转诊单，告诉我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爸爸问是否是癌症，医师说可疑，需要做CAT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并告诉我两个星期之内，他们会给我电话。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我勃然作色，经过一番交涉，最终做到在一个星期内做CAT，两个星期内看医生。接诊的肺科医师是俄国人，爸爸当场翻脸，只好换了第二个医师阿曼尼，他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医师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过CAT扫描的结果，接下来他需要取一片肺块做病理学分析。我搀着爸爸出诊室，向大夫道谢，心里想着“肺块”比“可疑”这个字眼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爸爸患的是“燕麦细胞恶行肿瘤”，已经扩散，没法开刀。爸爸问起病况，阿曼尼大夫用了“严重”这个词，他说，可以做化疗，但只是治标不治本。爸爸说“请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疗”。他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一如那天放下那叠食物券。

我们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诊室，我请求爸爸考虑一下化疗，爸爸说“住口，我已经决定了！”“那我呢，爸爸，我该怎么办？”我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色掠过他的脸，“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你…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他打开门，转身对着我，“还有，别让人知道这件事，听到没有？别让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然后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

有那么一阵，即使是癌症也没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场去。仿佛一切如常。彷佛我成为孤儿的日子并没有随着每次收摊渐渐逼近。等到那年万圣节，星期六的下午刚过一半，爸爸就显得疲惫不堪，我下去收购那些废品，他留在车上等待。到了感恩节，还没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我独自开着那辆大众巴士穿梭在半岛地区。在跳蚤市场，阿富汗人偶尔会对爸爸的消瘦议论纷纷，起初他们询问奉承爸爸的饮食秘方，但当询问停止后，爸爸的体重却继续下降。

接着，新年之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我在大众巴士里面翻找毛毯时，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我奔向他时，他口吐白沫，流出的泡泡浸湿了胡子，他眼珠上翻，只见一片白。我跪在他身旁，抓住他的手臂，说我在这里爸爸，我在这里，你会好的，我就在这里，好像如此这般，我就能缓减他的病痛。

医生给我看了爸爸的CAT扫描，告诉我癌症转移了，他必须服用类固醇，还得吃抗中风的药物，建议做放射线治疗。那天晚上，我彻夜坐在爸爸床边的椅子上。

翌日早晨，走廊的候诊室挤满了过来慰问爸爸的阿富汗人。早晨过了一半，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来了，索拉雅跟在他们后面。爸爸示意将军看着臂上的输液管，露出孱弱的微笑，将军回以微笑，告诉爸爸把他当成兄弟，告诉他需要什么，爸爸在枕上摇摇头，说能来已经很高兴了。将军充满慈爱的看着我，说“你怎么样？亲爱的阿米尔？你需要什么东西吗？”我喉咙一哽，泪水止不住掉下来，冲出病房。

索拉雅出来站在我身边，我想在她怀里需求安慰，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我捧起她的手，拉到我的脸上，眼睛上，然后任她抽走，我告诉她“我很高兴你来了，这对我…意味着一切。”

隔了两天，爸爸出院了，没有接受放射线治疗。那晚，爸爸躺在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羊毛毯，我把毛毯拉到他的胸膛上，坐在他身旁：“我想你能不能替我办点事情，如果你身体还撑得过去的话。”

“什么事？”

“我想你帮我提亲，我想你到塔赫里将军家里去，向他提亲。”

爸爸的干嘴唇绽放出微笑，宛如枯萎的树叶上的一点绿色。在他确认好我考虑清楚后，拨通了塔赫里将军的号码，告诉他们希望明天早晨去拜访他，和他们商量一件很荣誉的事情。他挂上电话，我们看着对方。我突然笑起来，爸爸也跟着加入。

爸爸弄湿头发，将其朝后梳，我帮他穿上干净的白衬衫，替他打好领带，发现领口的纽扣和爸爸的脖子之间多出了两英寸的空间，我在想当爸爸逝去，该留下多大的虚空。我强迫自己想点别的，为他穿上那套棕色西装的上衣，我毕业那天他穿的那件。

我们来到塔赫里家，我扶爸爸下车，在溜回车里，驱车离开，透过后视镜，看爸爸尽最后一次为人父的责任。我在我们住所的客厅走来走去，等待爸爸的消息。快到中午的时候，爸爸的电话响起，将军同意了，不过索拉雅有些事情要和我谈。我接过电话，索拉雅说我很高兴，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我不想我们一开始就有秘密，而且我宁愿亲口告诉你。

她告诉我，“在弗吉尼亚生活时，曾跟一个阿富汗人私奔，那时我十八岁，很叛逆，愚蠢，他吸毒，我们同居了将近一个月。弗吉尼亚的阿富汗人议论纷纷，最后爸爸找到我们，要我回家，我歇斯底里，哭喊、尖叫，说我恨他，当我回到家时，妈妈中风了，我觉得很内疚，过后不久，爸爸就举家搬到加利福尼亚了。那么我所说的让你为难吗？”

“有一点。”我对她说了真话。但我让爸爸替我求婚前，已经想了好几个星期，而每次到最后，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我凭什么去指责别人的过去？

她问我是否要改变主意，我说“你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我想娶你。”她又哭起来。

我嫉妒她，她的秘密公开了，说出来了，得到解决了。我张开嘴，差点告诉她，我如何背叛了哈桑，对他说谎，把他赶出家门，还毁坏了爸爸和阿里四十年的情谊。但我没有。我怀疑，在很多方面，索拉雅·塔赫里都比我好很多。勇气只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