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照进邻居家里，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丫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桑葚干和胡桃。我们换着玩那破镜子，边吃桑葚干，边用它们扔对方，忽而吃吃逗乐，忽而开怀大笑。

哈桑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鼻子大而扁平，双眼眯斜如同竹叶，他长着较低的小耳朵，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无此想法，但他从未拒绝我任何事情，即便被他的父亲阿里逮到了，他也从不告发我。

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屋宇，爸爸亲手选购了精美的马赛克瓷砖，铺满四个浴室的地面，还买来金丝织成的挂毯，用于装饰墙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挂着水晶吊灯，楼上是我的卧室和爸爸的书房。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后，爸爸跟他的朋友就开始高谈阔论，总离不开三个话题：政治、生意、足球。有时我会求爸爸让我坐在他们身边，而他总会让我走开，留我独自纳闷：何以他总是只有大人的时间？

在占地两英亩的后院里有成排的樱桃树，爸爸和阿里在东边的围墙下辟了个小菜园，种着西红柿 、薄荷、胡椒和一排从未结实的玉米，哈桑和我总叫它“病玉米之墙”。花园的南边种着枇杷树，树荫之下便是仆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简陋的泥屋，哈桑和他的父亲住在里面。在我母亲因为生我死于难产之后的一年，哈桑诞生在那个小小的窝棚里面。它狭小而干净，点着两盏煤油灯，光线昏暗，屋里两端各摆着一床褥子，一张破旧的地毯摆在中间，屋角还有一把三角凳，一张木头桌子，哈桑就在那上面画画，此外四壁萧然，仅有一副挂毯。哈桑在那儿出生，在那儿度过一生。

1964年某个寒冷的东日，正是在这间小屋，哈桑的母亲莎娜芭生下了哈桑，五天后她跟着一群江湖艺人跑了。据说莎娜芭抛家弃子的时候，没有人感到奇怪。熟背《古兰经》的阿里娶了比他年轻19岁的莎娜芭，这个女人美貌动人，可是不洁身自爱，向来声名狼藉，风传她善睐的绿眼珠和俏皮的脸蛋曾诱得无数男人自甘堕落，阿里则半边脸罹患先天麻痹，因此他无法微笑，总是一副阴鸷的脸色。听说莎娜芭步履款款，双臀摇摆，那诱人的身姿令众多男人跟他们的爱人同床异梦，而阿里因小儿麻痹症，右腿萎缩，菜色的皮肤包着骨头，夹着一层薄如纸的肌肉。

阿里的脸庞和步伐给他带来了“巴巴鲁”(意指专吃小孩的恶魔)的恶名，较大的少年每逢他走过时会欢快的叫喊“你吃了谁啊，塌鼻子的巴巴鲁？”他们管他叫“塌鼻子”，因为阿里和哈桑是哈扎拉人。在一次阅读中，我发现了哈扎拉人的故事。我读到自己的族人—普什图人曾经迫害和剥削哈扎拉人，书中提到19世纪时，哈扎拉人曾试图反抗普什图人，但普什图人以罄竹难书的暴行镇压了他们，我的族人对哈扎拉人妄加杀戮，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烧焚他们的家园，贩售他们的女人。书中认为，普什图人压迫哈扎拉人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前者是逊尼派穆斯林，而后者是什叶派。它还诉说了一些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比如人们管哈扎拉人叫“吃老鼠的人”、“塌鼻子”、“卸货蠢驴”等，我曾听到有些邻居的小孩子这么辱骂哈桑。

虽说莎娜芭与阿里同属一族，甚至同根所生，但她憎恨他的相貌已经到了尽人皆知的地步。人们猜测这桩婚事是阿里和莎娜芭父亲之间的某种协定，他娶堂妹是为了给声名受辱的叔叔恢复一点荣誉。阿里对这些侮辱总是默默以待，我认为这跟他畸形的腿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莎娜芭生下哈桑的那一刻，他已经找到了他的快乐、他的灵丹妙药。莎娜芭看了一眼阿里怀中的婴儿，瞥见那兔唇，发出一阵凄厉的笑声，她说“看吧，现在你有了这个白痴儿子，他可以替你笑了”，她不愿抱着哈桑，仅仅五天后她就离开了。

爸爸雇佣了那个喂过我的奶妈给哈桑哺乳，人们说喝过同样的乳汁长大的人就是兄弟，这种亲情连时间也无法拆散。哈桑跟我喝过同样的乳汁，我们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同一片草坪上迈出第一步，并在同一个屋顶下说出第一个字，我说的是“爸爸”，他说的是“哈米尔”，我的名字。也许1975年冬天发生的事情以及随后所有的事情，早已在这些字里埋下了根源。

爸爸是个典型的普什图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卷曲的棕色头发甚是好看，跟他本人一样不羁，他双手强壮，似乎能将柳树连根拔起；并且，就像拉辛汗经常说的那样，他黑色眼珠一瞪，会“让魔鬼跪地求饶”。爸爸身高近两米，每当他出席宴会，总是像太阳吸引向日葵那样，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在1960年代晚期，我五六岁的样子，爸爸决定建造一座恤孤院，他亲自设计施工图，尽管他根本没有半点建筑经验，他还是成功了。恤孤院工程耗时三年，盖好的那年我八岁。在恤孤院落成的前一天，爸爸带我去喀布尔以北几英里远的喀尔卡湖，他让我叫上哈桑，我撒谎说哈桑有事情要做，我要爸爸全属我一人。我们在湖边的野餐桌旁边坐下来，只有爸爸跟我，吃着水煮蛋和肉丸夹饼。我咬一口夹饼，说“我想我得了癌症”，爸爸抬头，告诉我可以自行去拿些苏打水，而我所能做的便只有去搜寻那轿车的行李箱。

翌日，在恤孤院外面，椅子没有来客多，新建筑的大门外面搭了个台，爸爸坐在上面我坐在他后面。那天刮风，演讲当中，风把他的帽子吹落，他示意我替他把帽子捡回来，我很高兴，因为当时人人可以看到他是我的父亲，我的爸爸。他转过身，对着麦克风说，他希望这房子比他的皮帽来的牢靠，人们又大笑起来。爸爸演讲结束，大家站起来，欢呼致意，掌声经久不息，接着，来宾与他握手，有些人摸摸我的头发，也跟我握手。我为爸爸自豪，为我们骄傲。

爸爸随心所欲的打造他身边的世界，他不仅经营着自己的生意，还是喀布尔屈指可数的巨贾，他没有皇族血统，但娶了我妈妈，索菲亚·阿卡拉米，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祖上是皇亲贵胄的喀布尔数得上的淑女，然而我是个明显的例外。

我上五年级时，上伊斯兰课的毛拉（注：穆斯林对老师的敬称）叫法修拉，他说在伊斯兰教义里面，喝酒是极大的罪过，这些嗜酒的家伙将会在接受超度那一天（审判日）得到惩罚。在爸爸的书房里，我告诉了他法修拉在课堂上讲的话，爸爸斟了一杯威士忌，边听边点头，不时从他的酒杯小啜一口，接着他坐在皮沙发上，把酒杯放下，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说“我知道，你被学校教的功课和在生活中学到的东西搞糊涂了。。。你首先得知道一件事，阿尔米，那些白痴大胡子不会教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除了用拇指数念珠，背诵那本根本就看不懂的经书，他们什么也不会”“你问我对罪行的看法，我会告诉你。。我的意思是，像男人跟男人说话那样跟你谈谈，你觉得你做得到吗？”“是的，亲爱的爸爸”。我低声说，不止一次，爸爸只用几个字就能刺痛我。“很好，现在不管那个毛拉怎么说，罪行只有一种，只有一种，那就是盗窃，其他罪行都是盗窃的变种，你明白吗？”，我多希望自己能懂，我不想再让他失望，但我否定的回答让他不耐烦的叹了口气，那又刺痛了我，因为他不是没耐心的人。

“当你杀害一个人，你偷走一条性命，你偷走他妻子身为人妇的权利，夺走他子女的父亲。当你说谎，你偷走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当你诈骗，你偷走公平的权利。”“没有比盗窃更十恶不赦的事情了，阿米尔，要是有人拿走不属于他的东西，一条性命也好，一块馕饼也好，我都会唾弃他，要是我在街上碰到他，真主也救不了。你明白吗？”

我发现爸爸痛击窃贼这个主意让我既兴奋又害怕，“我明白，爸爸。”

“如果说有什么真主的话，我希望他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做，而不是来关注我喝烈酒。”然后，他就让我从他的膝盖上下来了，我看着他在吧台斟满酒杯，心里想着，要再过多久我们才能再次这样交谈呢？因为真相摆在那儿，我总觉得爸爸多少有点恨我。为什么不呢？毕竟，是我杀了他深爱的妻子他美丽的公主，不是吗？我所能做的，至少应该是试图变得更像他一点。但我没有变得像他，一点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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