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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网上的照片后，当地志愿者探访小洪波一家发现，男孩家境贫寒，父亲靠养猪、蹬三轮养家；母亲疑有精神障碍，非打即骂，导致孩子身上满是伤疤；孩子一年四季都蜷睡在院子角落里，至今不会说话。昨日下午，清丰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该局已经获悉车子营村小男孩遭遇一事，目前相关工作人员正在商讨救助办法，将会尽快采取措施。(2015年7月7日新京报)
“虐待”和“儿童”这两个本应远离的词语，却因为很多像小洪波小朋友的悲惨遭遇，被生硬地连接起来。这组男童与猪同处泔水车的图片引起热议。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在一辆蓝色的三轮泔水车上，男童乱蓬蓬的头发长至脖子，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身上全是污垢，与一只被拴的小猪待在一起。这个小男孩叫小洪波，人们立马想到这个年龄本该上学的年龄，可是他由于长期与猪同居至今也不会说话，人们由此发怒了，可面对这么一个家庭，大家有是那么的无奈。七岁大的小洪波如今只能说爸爸、妈妈、我饿了等几个词，而且小洪波身材矮小。
此事件中的部分情节，有些似曾相识，仔细一想，这与不久前发生的“干尸”和28岁男子被铁链禁锢20年（被铁链禁锢那年他才8岁）有诸多的雷同桥段。字里行间写满了贫困、疾病与无奈。长期生活在脏乱不堪的墙角、身上满是被殴打留下的伤痕、七岁了都还不会说话……看到这些细节，想必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为这位男童的境遇而心疼甚至愤怒；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里，很多猪所享受到的待遇恐怕都比该男童高很多。
解构此事件，笔者认为，男童生活之所以如此悲惨，一是不管男童母亲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她的表现都不像正常人，不然不至于遭受肆意殴打虐打自己的亲生儿子；二是男童的家庭十分贫寒以至于自身无法解决。连每个月300元的电费及其他费用都难以负担，从根本上导致男童的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因为刘振学（小洪波的爸爸）说：“我今年46岁，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也有轻微的精神病。由于家庭状况和年龄，我也不能出去打工挣钱，只能养猪、蹬三轮。”据刘振学介绍，他们家每个月需要支付电费及其他费用近300元，单靠种地根本无法支付这笔费用。迫于无奈，刘振学只好从县城拉泔水养猪，晚上再出去蹬三轮挣钱养家。有邻居说：“每天拉完泔水回来，就能看到他们全家人围着泔水盆挑挑拣拣的，然后就当饭吃。”而从现实层面来看，这方面的问题依靠男童的父母抑或其自己显然都难以解决，也从另一角度折射出当前社会救助制度方面的一些不足。
首先就是在法律层面上，儿童权益维护方面的法制缺漏。近年来，随着婚姻家庭问题的不断涌现、家庭暴力事件的不断增多和家庭虐待行为得不到合理惩处的凸显，人们对虐待罪规定的合理性产生不小质疑。依据《刑法》规定，虐待罪在未造成重伤或死亡的情况下，属于自诉案件。所谓自诉案件，就是被害人告诉才处理，不诉则不理。现实中，受虐待的被害人大都是弱势群体中的妇女、儿童、老人，特别是儿童，他们压根不知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即使知道，在拳脚棍棒之下，是否还有胆量去自诉，也是个大问题。正因如此，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提出建议，立法机关对刑法中的虐待罪进行修改，删除告诉才处理条款，改为既可公诉也可自诉，同时对本罪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
具体到本案中，男童连话都不会说，所以跑到法院去控诉他人虐待了几乎不现实。当然，另一个可能情况是就是男童母亲患有精神障碍，不构成虐待罪。但考虑到男童长期遭受虐待的处境，有关部门可对男童母亲进行精神医学鉴定，若确认其实完全无刑事、民事责任能力的，可以依法剥夺其监护权。然后与男童父亲以及其他亲属商议，将孩子寄托于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中。此外，社会救济制度的落实方面也有缺失。男童家庭如此贫困，其自身物质生活保障严重落后，相关职能部门显然有责任保证其享有基本生活权利。
不过，稍感欣慰的是，与猪共处的男童得到了媒体和志愿者的关注，他的处境也正在逐渐改善。笔者相信，随着舆论的进一步聚焦，当地相关职能部门想必会积极介入，进而使得男童的有关权益得到较好的长久的保障。但话又说回来，这种舆论关注个体遭遇的影响是有限的，它终究无法从根本上帮助更多类似生活相当悲惨的孩子们。这一点，还需要政府以及社会从制度层面积极思考，并有所作为。我们希望法律可以制止父母虐待自己的孩子，法律可以保护孩子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虐童事件是一个社会问题，尤其对于大量存在的不触犯刑法的家庭领域中的儿童虐待行为，并未制定明确的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我国目前尚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构，现有承担部分职责的民政部门、全国妇联等只是协调机构，没有执法、行政功能。由此看来，7岁小男孩与猪共处遭虐不是个案悲剧，要真正实现每个人有尊严的活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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