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日，关于湖南岳阳华容县公捕公判大会的新闻，成为热议话题，此次华容县不但“公开”，还让嫌犯挂着牌子站在“囚车”上游街示众。

对于上了些岁数的人来说，此景并不陌生因那个年代兴这个，因为游街示众能让百姓“大快人心”，因为当时的公检法也认为这样做对犯罪分子具有震慑作用。

然而我国1980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就规定：执行死刑不应示众。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就“再次重申”：各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务必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不但对死刑罪犯不准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

为什么要严禁“公捕公判”？因为它严重的侵犯公民的人格权，借公开游街示众对公民进行羞辱。在“尊重和保障人权”已写入了新《刑事诉讼法》的今天，“公捕公判”尤其显得格格不入。另一方面是有罪推定,这些犯罪嫌疑人未经人民法院宣判，就被定为有罪。

但是近年来像湖南“公捕公判”的现象屡屡发生，有些地方还打着法治的幌子，美其名曰“一次生动普法教育”。但是当人们发现那些贪官从未“公捕公判”的时候就开始产生质疑了，不少人认为，公捕公判大会是官员治民的一个手段。他们要靠对犯罪的严惩来对人民进行警示教育，这样的指导思想就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只看到对民间的刑事犯罪进行公捕公判，而对官员贪污腐败等刑事犯罪却从来不公捕公判，对贪官公捕公判、游街示众，难道不也能震慑贪官？难道不是让人民拍手欢呼吗？为什么却不搞公捕公判？于是公捕公判就成了老百姓享有的“特权”了。

公捕公判、游街示众为何屡禁不止？问题还出在法律漏洞上。一是法律规定不严。现在的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禁止这些做法，只是由两高发出通知，而通知又只是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没有涉及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问题。因此要从法律上明确禁止一切公捕公判、游街示众，二是惩罚不严。因为1988年两高司法解释后对出现这类现象，人们并没看到有关领导人被追究，相关机构被问责，无形中对“公捕公判”持容忍甚至默许态度。人们不会忘记项城“公捕公判”事件，结果一句“出发点是好的，方法不太妥当”就万事大吉了。更糟的是有些地方还把民意绑在他们“公捕公判”战车上。2009年9月23日，华容县城关地镇党委书记发表讲话，称“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城关地区公捕公判大会，公开逮捕和判决一批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犯罪份子，这是得民心、顺民意、大快人心的好事。”五年过去了，华容县的地方政府还在一以贯之。所以这种有悖司法精神的事件才会再次发生。

显然“公捕公判”与中央的依法治国的精神背道而驰，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这种违背法治的“公捕公判”大会，能在舆论三番五次的质疑与批判下，依然在一些地方坚韧地生长？我们必须看到湖南的“公捕公判”绝不是一起孤立事件，“公捕公判”沉渣泛起，是地方政府将“游街示众”当政绩必然结果，是通过违法实现“维稳”的又一次表现。看来法治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