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1月27日下午从江苏省公安厅了解到，杀害民警黄升的15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在山东警方的全力配合下，已经于日前全部被抓获归案。（12年11月27日央视网）

   这起事件再一次告诉我们警察是“和平时期最危险的职业”这一现实。黄升24岁一位年轻的警察用生命捍卫了警察的尊严，面对野蛮、穷凶极恶歹徒他用血肉之躯挡住利刃保护战友，可歌可泣。当人们用泪水和鲜花送走英雄时，战友们更会感到肩负的使命，社会的重托；也告诫人们，现在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太平、处处都是莺歌燕舞，恶势力的成渣随时都有可能泛起，他们无视法律、胆大妄为，对警员施暴后还追杀之死，如此猖狂令人发指。

   然而，黄升的牺牲依然也凸显出警方在侦办案件中存在疏漏，一是对这伙诈骗案件所涉案的嫌犯估判不足，两地警方在对接上存在信息不畅，故而才出现江苏警方两名警察两名协警势单力薄的尴尬局面。其中原委笔者不愿主观臆断。笔者只想说侦办案件可不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而是与当地的民俗习惯风土人情有着直接的联系，而这一方面恰恰是当地警方的优势所在。双方有效的配合的好会事半功倍，否则就会障碍重重，寸步难行。

   从江苏警方派出的人员似乎也没有做好充分的考量，更不会估计到这伙人已经不是仅仅是经济诈骗那么简单，两地警方更没有想到已经对黄升等人施暴后他们会穷追不舍，居然会围追堵截捣毁警车，杀死警员。笔者以为，黄升的牺牲不仅仅是有以身施法者大有人在，而且还是跨境侦办案件程序存在瑕疵。

   从诈骗涉案到穷凶极恶的暴徒，也在次证明法律的威慑力不够。之所以说警察是和平时期最危险的职业，是因为几乎每天都有民警牺牲。有一项报告显示1998年一年间因公牺牲的警察就有443人，其中因暴力袭击牺牲58人；1999年因公牺牲533人，其中因暴力袭击牺牲65人；2000年因公牺牲449人，其中因暴力袭击牺牲62人。2001年牺牲民警68人，受伤民警3510人；2002年牺牲民警75人，受伤民警3663人。笔者也注意到一些网友不够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导致黄升牺牲也是由于警方长期以来暴力执法所致。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不排除警界也有害群之马，打他仍然使我们社会维稳的主要力量。

    因此说，对于近年来出现的袭警事件，极端的说成民怨所致显然不合理，特别是黄升的牺牲暴露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所以应该理性看待，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推波助澜，因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就是一个需要用理性来进行管理和治理的，是需要通过制度性的规范实施来达到的。

   警察是国家机器，他们处在各种对抗性社会矛盾的最前沿，所以有些人对警察仇视，是在合理不过了，那些人仇警？无非是那些被专政机关打击过的违法分子，有经常被公安机关惩治的小混混，有对社会现实不满发泄怨恨的，有既得利益者趁机发泄私愤的，还有被蛊惑不明事理的人。
　　警察也是人，警察也是需要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爱护，警民关系的融洽是社会之福，也是社会之需。警察的工作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关心，警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现在频频发生的被袭事件，我们不能只是光顾一面之词就对警察进行责怪；显然是不可取的，这不仅是对逝者的不敬，也是对不法分子的纵容。笔者认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不是仅靠几个警察就能维持的，需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和配合，需要广泛的群众参与，与其笔诛口伐、发牢骚，不如让我们声张正义，才是维护安定团结的正途。

    在黄升牺牲的事件中，也一定有受蒙蔽的一些人，他们不明真相，更不知袭警带来的后果，但是这方面说到底是法律本身没有威慑力，人们所知的还仅仅是“妨碍公务罪”，而且许多人有“法不责众”思想在作祟，一些人通常是即不知为什么做，事后有何结果，全然不知，这是由于“妨碍公务罪”实在是太宽泛。

    笔者记得2003年就提及要设立“袭警罪”但是快十年了仍没下文。这是人们对袭警罪有不少误读所致。有人认为，设立“袭警罪”这容易导致警察强势、警察权滥用。然而他们互忽视了“袭警”行为不仅是对警察生命健康的威胁损害，也是对警察执法尊严的挑战。如果仅以“妨害公务罪”或“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对袭警行为进行处理，缺乏足够的法律威慑力。“袭警罪”打击的对象是少数违法犯罪分子，而不是老百姓；“袭警罪”的行为手段是暴力、威胁，而不是其他行为，未使用暴力、威胁的行为，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袭警罪”侵害的对象是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察，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警察。

   如果我们从那些被围攻、殴打正在执行公务的公安民警；使用枪支、刀具、棍棒，采用爆炸、投毒等手段伤害公安民警将其残害，还泰然处之恐怕警察队伍的战斗力不保，百姓安居乐业也会成为妄谈。

   最后，祈福英雄一路走好，穷凶极恶罪犯必受到严惩。文/随意【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