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期《老年人》发《胡林翼去贵州》
(2022-05-16 10:46:28)才与财,同音同调,是造字者乱搞了,被造字者搞乱了。炼得才来为求财,求得财来便是才,才便来财,财便算才。照千里求官之为财造句,是不是可以造一句百年求才只为财?才等于财,用约等于号,都好像不对,把才字弄得太庸俗了吧。也许造字者入世很深,知世太明,好像一个表率之表,与婊子之婊,词意是完全不同的,字音偏偏读同一个音,也是造字人知人论世,造字知世。
鄙人乱发这个感慨,乃是为胡林翼抱屈。人问,胡公您千里迢迢去贵州为官,为啥?胡公答:千里求官只为才。人家便笑,冷笑,哼哼笑,皮笑肉不笑。嗯嗯,为财啊。不是,是为才。晓得晓得,是为财。对话,没几个对话是使用笔头的,多是使用嘴巴比较多是吧。胡公说是为才,人家硬是听成为财,解释个鬼清楚。
胡林翼去贵州为官,还真不是为财,他是真为才。胡林翼是湘军大佬,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合称为曾左胡林四大中兴名臣。胡死得比较早,若假以天年,在曾左胡林四人的排名可能还要靠前。与其他三位起身草莽、鲤鱼跳龙门不同,胡公是“大院子弟”,您也可以叫他是“纨绔子弟”,所谓是“曾起农家,胡称贵胄”,他爹胡达源曾为探花,位列高干。胡公读书便是在京都读的,起跑线比曾国藩高N个档次。
他岳父老子也是大清高官,叫陶澍。胡公曾在外祖父家玩,陶澍见之,“惊为伟器”,岳父当媒婆,把女儿相亲给了胡公子。这里还有一则轶事:后来叫胡公,此时叫胡公子的胡林翼,跟着岳父陶澍在南京,却在岳父眼皮底下,常去秦淮河畔,找陈圆圆与陈扁扁玩,有人告状,陶澍说:“润芝之才,他日勤劳将十倍于我,后此将无暇行乐,此时姑纵之。”若评五好家庭好岳父,陶澍当评一个。
胡林翼虽为纨绔,读书却是蛮厉害的,考举人中举人,考进士中进士,还可以说是应届生考的,不是复读生。他考进士是24岁,曾国藩考进士是28岁,算少年得志,想来前途一片光明,然则,他是翰林院,只是闲职,人生被闲置,加上几年后,泰山即靠山的陶澍过世了,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年后,他老爹也驾鹤西去,他回老家益阳守制,沉了宦海。
守制毕,闲在家里坐吃山空,不是法子,胡林翼再上京都,是过闲曹生活,还是去过才忙日子?再也不能那么过,再也不能那样活,胡林翼也在想,他不能在京都当混日子的京混,他想下去练一手。若是按部就班,副科升正科,正科升副处,难熬。胡林翼当时心灰意冷,很有个叫但明伦的,跟他岳父与父亲都是好友,看到这位青年才俊那么沉沦,心理捉急,便想着让他早日振作起来,想到了“按军功捐例”去买个官,大学士潘世恩、卓秉恬与陈官俊,还包括林则徐,都来给他众筹,两淮盐政使明伦最有钱,出大头,大家一起凑了一万两银子,交给胡公。
一手交钱,一手交帽,这买卖算公平吧?若这算公平,那大清更有更公平的呢:交足了钱,你想去哪里,你自己选。很人性是吧?买官的,花了那么多钱,不让他加倍翻倍三倍五倍七八九十倍赚回来,都对不起买官者。官都是官,钱都是钱,看在官与钱份上,官卖官与官,官不能卡着官不给官。这个便是大清官官逻辑,或者叫官钱逻辑。
胡林翼花了那大一笔钱,人家说了:你想去哪里?去秦淮河畔,还是去岭南沿海?胡林翼去吏部,填去向表,他大笔一挥:贵州。吏部办事人员,眼珠子如橡皮筋吊玻璃弹,吊到桌子上又弹回眼眶里,来来回回弹跳了四回,女人不跳四回井,不算好女人,官人不弹四回眼,也不算对官人负责的官。吏部问:胡公,写错字了吧,贵州之州,应该写成贵都之都吧。不,没错,就是贵州。
胡林翼捐官,要去贵州,让不少人惊落眼珠。贵州风景确乎异美,去旅游可以,去当官不是地方,地瘠民穷,财源枯竭,那么大的投资好难回收。胡公老弟听说了,大骂他傻;更不用说诸位好友,纷纷相劝:贵州乃欠发达地区,挖地三尺,挖出来的是石头,不是玉器,胡公莫非有收藏石头之好?没听说贵州有奇石;还有人跟他说:胡公,你捐官之资,是朋友投资,你不早日回收,如何还款?
胡公不听劝,下定决心,不怕贫穷,坚决要去艰苦地方。胡公说:“天下官方,日趋于坏。输金为吏者,类皆择其地之善者,以为自肥计。黔,硗瘠之所,边僻之境也,为人所掉首而不顾者。然兄独有取于黔者,诚以黔之官吏尚能奉上以礼不以货,以礼则知自重,不以货则知恤民,而治理庶几可冀。”胡公这话意思是,官场越来越坏了,花钱买官的,都想扳本,都想选富裕地。我不想,我不想贪贿。我只想去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千里求官,我不为财,我只想练才,越是艰苦越向前,越是艰苦越历练。
贵州不仅地方穷,省情也挺复杂的,尤其是治安,蛮麻烦,别的不说,当时苗汉矛盾,就让人磨脑壳。胡公去贵州,发了一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胡公在贵州,锻炼十年,历署安顺、镇远、思南三府知府,继补黎平府知府,后又升贵东道。基本是,哪里最艰苦,哪里最麻烦,他就去哪里。穿芒鞋,着短衣,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真混同,不假混同,走村入户,跟百姓同住同吃同劳动,兴教育,表旌节,修水利,移风俗,“用心”而非“用兵”肃匪患,对官人抓得特别紧,禁止官人“上下其手,贪贿受贿”,把贵州治理得如其上任理想:“治理庶几可冀”,不是可冀,而是已冀:“民无私谒,案无宿牍。”官风与民风,与之前大变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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