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辽宁北部一个偏远的农村，距离县城七十华里，那里既不通铁路，也不通公路，全屯只有四十七户人家，二百四十三口人，八百九十一亩耕地，是个连县级地图都查不到的小村庄。村庄虽小，可也有两个名字。一个叫“杨家窝铺”，是因为我们屯是杨姓祖先开荒占草而得名的；一个是以序号得名的，叫“万宝一队”。
    用现在时髦的字眼，我是五零后。那时我们屯里没有电，拉上电是七十年代的事了。今天就从当时家中的重要家具“洋油灯”说起吧。
    我们家有一盏“洋油灯”（文化人叫煤油灯），是用一个十厘米左右高，四厘米直径粗的褐色药甁制做的，上面加盖一个和甁口大小差不多的薄铁片，是用罐头甁盖剪成的，铁片中间穿一个也是用罐头甁盖薄铁片卷成的如筷子般粗细的圆桶，在这个圆桶中间用线穿一条芯，我们叫它灯捻，这就是我们全家八口人每天晚上用来照明唯一的灯了。别看这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洋油灯”，那可是我们家的“宝贝”，特别是爷爷奶奶，更像看护眼珠似的看护它。   
    “洋油灯”是有固定位置的，我们孩子是没有权利随便挪动的，只有大人晚上要到外屋地（城里人叫厨房）干活才可以端走，这如豆的一点点亮也就从眼前消失了，屋子里老虎洞似的，一片漆黑。
    在夏天因为天黑的晚，这个灯几乎是不点的，干活干到天黑，趁着没完全黑下来吃饭，黑天就钻被窝睡觉了。不管是谁点了灯，一会爷爷的长声就出来了：“点灯熬油，点灯熬油。既昏便息，黎明即起。”爷爷的话说完，谁点的灯谁就乖乖的吹灭了，不管睡得着睡不着，都静静的躺着，直至进入梦乡。
    冬天昼短夜长，“洋油灯”可就派上了大用场，妈妈贪黑做活，我和大妹妹编炕席，都是就着这如豆的灯光，其实我们的“业务”早已是千精万熟，只是“借点光”而已。但是，我们因为有了劳动的借口，嫌灯不亮，把灯芯挑的长长的，一会灯芯上边就烧出了灯花，一跳一跳的。爷爷发现了，用剪子把长出的灯芯剪掉，嘴里还不停的数落着：“败家子，不会过日子，那么高的灯捻子多费油啊。”没有人敢吭声，什么时候爷爷不再唠叨重起话题了，我们兄妹们才叽叽喳喳的又边干活边说笑起来。
    对于这盏“洋油灯”，我的弟弟妹妹们是绝对不敢动的。有时，为了显示我比他们有权威，趁大人不在，我偷偷的拿着灯假装干点别的事，估么大人回来前再把灯放回原处。每次用过灯后免不了洋洋自得一番，向弟弟妹妹们炫耀，引来弟弟妹妹们羡慕的目光。
    有一次，又是趁着大人不在的时候，我端灯去找藏起来的小人书，不知道是忘记了藏书地方还是被大人发现给烧了，这是我借同学的小人书，要是被大人发现烧了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一着急，翻箱倒柜，不小心一脚把“洋油灯”踢掉地下打碎了。这下祸可惹大了，妹妹先吓哭了，忙跑去告诉妈妈，说哥哥把灯整打了。妈妈赶紧往屋里跑，屋里什么也看不见。妈妈划着火柴一看，不得了，灯甁碎了，“洋油”撒了一地。妈妈冲着我骂道：“大冤家，让你作祸，一会你爹回来不开你的皮。”我怔怔的站着，一动不敢动，脑袋里什么都没有了，光想着如何忍受这一顿暴打了。一会，我爹听到我打碎了灯回来了，二话没说，抄起皮鞭子（哦，我爹是赶马车的）披头盖脸一顿抽，一鞭子一道血印子，我一声不吭，弟弟妹妹们吓得乱哭一气。去别人家串门的奶奶听到了，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回家，不顾一切的抢下了爹的鞭子，搂住我，边哭边骂着：“不就一个灯吗，也不至于要了孩子的命啊！明天我包（赔）你灯。”这时的我才倚在奶奶干瘪的身体上，眼泪无声的流了下来，这件事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那天后来的事情可想而知，爷爷回来也是一顿大骂，并且约法三章，以后不许我们兄妹任何人动灯和不该动的东西。后来我这一晚上是怎么过的已经不堪回首了……
    第二天，奶奶一早就领着我去找做灯的药甁子，几乎找了小半街也没找到，没办法，最后奶奶只好带着我去给二太奶磕头，求二太奶慈悲，因为只有那么高辈分的高龄的人才有药甁子。二太奶好半天没吱声，看着在地下小心站着的我奶奶，看着不停磕头的我，哆哆嗦嗦的打开了一个破布包，小心翼翼的把药甁里的药倒进了布包里，满眼不舍的把药甁递给了我奶奶，颤颤的说：“这回可别再打了，打了我也没有药甁了。”我又重重的磕了三个响头，奶奶怯怯的拉着我回家了。
    以后我们家这盏“洋油灯”一直用到七十年代初拉上电再也没坏过，电灯亮的那天晚上，我把它重重的摔碎在石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