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物细无声

——恩师朱雷先生八十华诞志念

石云涛

我于1990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师从苏者聪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唐代文学。我是定向生，原在河南许昌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任教，教唐宋文学课。入学时已经晋升讲师，担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那时人事制度对人才流动限制还比较严，在职人员考学和调动都没有现在自由。考研究生必须经过单位同意，开出单位证明才有资格报考。我在许昌师专教书认真，1987年还被学校评为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学校不希望我通过读研离开单位，强调必须定向，不然不让报考。没有特殊情况发生，我的命运已经注定，学业完成仍回许昌师专任教。朱雷师改变了我的命运。

认识朱老师是通过我的同事、现在已经担任许昌学院历史学院副院长的周健先生。周健先生是许昌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老师，也是我河南老乡，但却是到了武大读书才认识的，当时他也是以定向生身份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导师就是朱老师。我和周健兄都住在枫园二舍，当得知他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业研究生，而这一段历史正是我需要学习，而且是感兴趣的，便与他一起去听朱老师的课。那时研究生学业似乎也没有学分要求，除了外语课和政治理论课是必修课之外，导师开一两门课，其他选课都是自由的，可以选，也可以不选，所以有时间去历史系蹭课。课是在朱老师家里上的。在中文系，我已经算是苏老师的关门弟子，那一年苏老师只招了我一个人，所以也是在她家里上课。一个老师给一个学生上课，不是一般意义的讲课，主要是聊天的形式，见面汇报学习情况。但在朱老师家里不同，除了周健之外，还有另外三个同学一起听课。主要是朱老师讲，我们听，记笔记。中间会停下来讨论，有问题提问，朱老师解答。朱老师家里专业方面的书应有尽有，他的课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史料学，讲到哪本书随时从书架上抽出来，放到大家面前。大家围着朱老师家里饭桌上课，中间休息时朱老师把水果拿出来让大家吃。每周一次课，每次课一般都是整个上午，就是这样我听了朱老师一学年课。我和朱老师结缘就是这样从蹭课开始的。

武汉大学研究生培养有中期分流制度，即二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对学生进行考核，学业课程成绩和发表学术成果达到一定要求者，可以提前毕业，或直接攻读博士；如果考核结果不理想，没有培养前途者也可以提前结束学业，得到毕业证，不授学位。实际执行的情况是提前毕业和直接读博士的每年都有一定比例，而提前结束学业拿不到学位的几乎没有。我的学习成绩和学术成果符合提前毕业和直接读博的条件，但中文系只有现当代文学有博士点，专业距离较远，所以并没有想到通过这一途径读博，加上当时也不知道有这一规定。二年级第二学期学校关于中期分流的文件下达，要求大家申请时，才知道有这档子事儿，不知道哪一天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如果跨系读博是否可以呢？有了这个念头，先找朱老师去谈，这时朱老师谈了对我的印象，他说：“你虽然不是学历史的，看的书也不比我们历史系专业的学生少。如果学校同意的话，我同意接受。但你要搞文学，我们指导不了。”这是朱老师的原话。其实武大历史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先生们搞历史，从来没有把文学当作份外的事儿。唐长孺先生不用说，他的研究不少涉及到文学，他自己填词作诗水平很高，其他几位先生也是一样。朱老师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文学也是非常熟悉的。朱老师肯定是希望我能够在专业方向上有所转变，利用武汉大学历史系和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这个环境认真做一做历史。但他又说：“不过文史从来都不分家，你虽然过去搞文学，也有你的优势，可以在文史结合方面做出成绩。”朱老师有了这个态度，我才向学校提出申请，经过历史系考核和面试，最终获得通过。我又回到许昌师专，一是汇报情况变化，二是希望解除定向协议。学校起初坚决不同意。我在许昌工作几年，给领导和同事、学生留下印象不错，几位开明的领导并不想为难我，最后才同意松绑。除了两年来学校额外发的劳务费两千多元返还学校外，两年的工资没有收回。

入学报到，我在人文馆历史系见到朱老师，其时朱老师正担任历史系主任，系里有办公室。看见我，说：“来聊一聊。”在办公室里我们正式以师生关系第一次谈话。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朱老师第一句话：“搞学术很苦，但深入进去，也有乐趣。”其他说些什么都忘记了，只记得他说这个学期安排唐先生给我们上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听唐先生上课，这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这个学期，应朱老师之邀，唐先生给我和正跟朱老师读博士的缅甸留学生玛格烈黄女士，跟我一起考到朱老师门下的程存洁先生，当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来到武大的何德章先生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概论，内容就是他即将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其中融汇了唐先生多年的研究成果。第一次上课是朱老师陪我们去的，朱老师一一把我们介绍给唐先生，并跟我们一起听了第一次课。后来，每周照例去唐先生家里上课，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我在《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一书的跋语和后来纪念唐先生逝世十周年写的《细微处见精神——怀念唐长孺先生》一文中有过追忆。这个课分两个学期讲完，唐先生身体康健，每次侃侃而谈，兴致颇高。后来到北京，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泽咸先生，讲了这些事儿，张先生说：“你能听唐先生两学期课，我才听过一个学期呢。”从这里我也感受到朱老师与唐先生之间的师生情谊是哪般了。文学与历史毕意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长期养成的思维习惯让我在相当时间内不太适应历史研究的路子，如果说后来对历史学真正有点儿认识和进步，那是在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学习，受各位先生熏陶逐渐建立起来的。

跟大多数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一样，入学后不久便开始思考博士论文选题。但每次见朱老师谈起此事，朱老师的回答都是：“不慌，不慌，还早着呢。”唐先生在课上倒是挺关心我们的论文选题，不断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现在想起来在朱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诲最受用的就是要求我把新旧《唐书》对照着读，《资治通鉴》系统地读，不带问题没有目的地读。这好像简单，却非常重要，不是经历过这种阅读，不能体会到这种阅读的重要性。朱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不仅仅是做一部博士论文，而是在一个领域里打下良好的基础。书不是别人能替你读的，但如何读书却是老师教给的。我是在这种阅读中逐渐进入唐史领域，也是在这种阅读中读出了论文选题。学习唐代文学，我知道唐代不少诗人有幕府经历。而读了新旧《唐书》，才知道这是唐后期普遍的社会现象和重要的政治现象，才逐渐产生从制度角度入手对它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这个意义说，我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朱老师对我的期望，即从文史结合角度研究问题。后来我知道，朱老师对我是有担心的，这种担心直到我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他才表达出来。论文答辩后，朱老师说：“我对你写毕业论文的看法是，不是大胜，就是大败。说你可能大败，因为你一直是学文学的，搞起来历史不是一下子能进去的；说你可能大胜，也是因为你不是学历史出身，在选题和研究问题的思路上可能会跳出固有的路子，有所创新。”实际上我是没有大败，也没有大胜。大胜不敢当，说没有大败，毕竟论文写成了并获得通过。论文写成时，朱老师生病住院，他是坐在武大医院病床上审读我们的论文的，记得去医院看他，他正读着我的论文，至今想起来感念不已。

解除了定向，我便需要重新找工作。毕业时朱老师和历史系希望我留校工作，朱老师也说在研究所工作，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在北京的同学帮我在北京联系了工作，希望我到北京。武大的学术环境和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都对我具有吸引力，我曾经为此犹豫徘徊了许久。朱老师开始还做我的工作，冻国栋老师也力劝我留下，学校人事处还催我去报到。后来朱老师见我为难，又考虑到我有爱人和孩子，将来家属调动也不是容易的事，便不再劝阻。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答应解决住房和家属调动，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北上。这件事至今想起来心里隐隐作痛，感到非常对不起朱老师和历史系。到了北京，我写了一封信给朱老师，朱老师给我回了信，朱老师的信很长，主要是安慰我在北京好好工作，并对我的选择表示理解，然后说如果想搞学术，在北京有机会，但刚到北京要安心工作。在北京见到张泽咸先生，张先生对朱老师有意见，说他给朱老师写信从来不回信。想到这，更感到朱老师给我的信多么难得。后来我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打电话告诉朱老师，朱老师认为有点儿太早了，他认为既然到了这个单位，就应该好好工作几年，再考虑调动。我想的是时间宝贵，工作几年以后，学术上掉队就更厉害，因此交了违约金，从机关调入高校，重新获得从事学术的机会。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对我的调动，有人理解，有人不理解。我的领导说：“到大学里工作有什么好？顶多不就是当个教授。”

调入北外以后，有机会参加学术活动。在西安见到朱老师，朱老师关心着我的毕业论文修改出版，问我论文修改得怎样了，我说没有进展。朱老师有些着急，他说：“刚到北外时，你说忙于备课讲课，现在几年了，还是那样吗？等到大家都关注这个问题，发表一些论文，或出了书，你就被动了。赶快修改，拜托了！”朱老师最后一句话令我惭愧不安，师命如山，促使我加紧修改，由原来17万字的毕业论文，扩充到45万字，又蒙朱老师和北京大学吴宗国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弓先生审读，修改后提交唐研究基金会，获得资助出版。朱老师因为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的关系，经常往来于北京和武汉之间，他来北京时，有时会联系我见面；平时我与朱老师经常有电话联系，学习上有什么想法就跟朱老师在电话上聊，教师节和春节我一定打电话给朱老师和师母，向他们问安。朱老师仍然在学术研究上给我具体的指点，告诉我有什么问题值得研究，可以写文章，或者可以做一本书。这些有的我做了，有的没有来得及做。如果说这些年学术上有一点儿成绩，跟朱师的耳提面命分不开。去年春节打电话给朱老师，电话在上朱老师殷殷嘱咐我注意身体，说：“你也五十多岁了，也要注意身体。”

朱老师秉承了唐长孺先生的人品和学风，不慕虚名，不事浮夸，与近年来学术界的浮燥风气炯然不同。唐先生反对自己的弟子给自己的老师写评论。据说有刊物要报道唐先生的学术成就，请唐先生的学生写稿，文章已经写成，唐先生得知，硬是把此事压下。他说，哪有学生给自己的老师写评论的，那会让人感到是学生吹捧老师，好坏应该让人家评说。朱老师从来不给自己的学生著作写序，也是出于这种思想。记得有一次，我有一篇论文投给了《唐研究》，主编荣新江教授听说朱老师正在北京开会，提议请朱老师写个推荐意见，我转达荣先生的意思，朱老师却不同意。我的《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一书完成，请他作序时，他嘱咐我请北京大学吴宗国先生作序，他自己却不愿写这篇序。

朱老师有一颗为社会和国家做奉献的心，用蜡烛比喻他再恰当不过，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他人。朱老师在学术上的贡献决不仅仅是大家看到的他参加吐鲁番文书整理、二十四史点校和他的著作，这些都是功德无量的事业。他指导了多少人走上学术的道路，为多少人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帮助，为近年来中国学术事业发展付出多少心血，其实无法估量。在武大读书时就看到他忙于系务和各种学术活动，毕业后仍然看到他为国家学术事业尽心尽力。“润物细无声”，朱老师的默默奉献如春风、如泉水、如阳光、如雨露，滋养了无数学者的学术田地，很多人的学术成果都浸透着朱老师的心血。在各种学术活动中接触到不少学者，他们提到朱老师，无论人品还是学问都是赞不绝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泽咸先生、姜伯勤先生和张弓先生，我见到他们时，他们都盛夸朱老师的人格和学问，表达由衷的钦佩。

时光流逝，不舍昼夜，从武大毕业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往事的回忆让我久久沉浸于对朱师的深深感激之情。值朱师八十华诞来临之际，弟子忠诚地奉上一瓣心香，祝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