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成书的年代

    《山海经》成书的年代众说纷纭。近代神话学家袁珂在《山海经全译·前言》开卷就说：“《山海经》是一部由几个部分组合而成的性质非常奇特的古书。它大约成书于春秋末年到西汉初年这一长时期中，作者非一人，作地是以楚为中心西及巴、东及齐；这便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由学者们研讨大致得出的结论。……”。(1)他概括了近半个世纪学者们对《山海经》成书的年代在春秋末到西汉初的漫长岁月中，但没有说出什么理由。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袁珂把《山海经》当作“以神话为主流、而包罗宏富的多学科古籍”来读，把《山海经》内容引入了歧途，使《山海经》无缘无故地生出许多荒谬，让神话主宰了《山海经》，苦了广大读者，跟着袁珂一道坠入神话境域，不能自拔。学者宫玉海、胡远鹏一辈，他们早就看出了袁珂《山海经》神话境域是错误的，而且荒谬无比。其实质就是把《地理志》误作《神话》性质的书来读，因此，读不出书里真实的内容来。(2)宫玉海、胡远鹏他们虽然看出了袁珂《山海经》研究存在的错误，想恢复《山海经》——《地理志》的内容，这个想法无疑是对的。可是，他们也没有把《山海经》当作秦代中国《地理志》来读，却把《山海经》认定是古老的《天下地理志》，其范围到达美洲黑脚族地域、亚洲蒙古地域、朝鲜地域、印度半岛地域、阿富汗地域、非洲东北地域、欧洲地域、大洋洲地域、南美地域、太平洋地域……（3），使秦代中国《地理志》的内容移位了，移得比中国神话境界更远的地域中去了。他们从研究《山海经》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永远无法落实《山海经》的真实内容。

    造成上述错误的原因就是人们对古老的《山海经》内容陌生，不知道《山海经》的成书年代，找不到通读《山海经》的方法，只能按照汉代人或两晋人对《山海经》的错误注释来理解文字的内容，认为前人离《山海经》成书的年代近，他们的注释是继前人约定俗成的文字内函来注释的，不存在原则性的错误。正因为这样，后人才读出许多荒谬内容来。人们围绕《山海经》书名作文章，作出了许多笑料。殊不知《山海经》是先秦时代的中国《地理志》，它的行文造句严格按照先秦古汉语行文组句的法则来写《志》的，这个行文规则严谨，必须一字一词一义行文，没有词组词的出现。它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词，表示一个完整的词意。它的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都是单音节词，都具有原始字义或引申义，不能用汉代或汉代以后的词义去吻合它。比如说《山海经》书名由“山、海、经” 三个单词组成，它表示三个不同意思的内容组合，我们如果把它当作约定俗成的书名来解释，则违背了原始字义。因为《山海经》是先秦时代的中国《地理志》，它原来是没有篇名的，是汉代早期人在整理《山海经》内容时，根据书中的内容才给它取名的。取名的根据就是内容中涉及的主体关键字。山，它的原意是“陆地上隆起高耸的部分。” 此指中国境内的山、山系、山区。海，它的原意是百川会聚之处。引申义为“人或事物积聚，众而且广。”《山海经》东、西、南、北、中都有海，此指山海、人海、物海，却没有汪洋大海的含义。因为中国只有东方和南方才有大海，古人还没有能力涉猎它。经，它的原意是“划分界限”。《周礼·天官·冢宰》：“体国经野。” 又《地官·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经市。” 把它释作“经典著作” 是汉代人的创造，后人因之。把它释作“经历”，那是袁珂的发明，现代人不能接受。《山海经》的本意是指“中国山、山系、山地，水、水系，物产，矿产、人囗的汇聚，民俗区域的划分”，表明它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志》。由于《山海经》成书年代久远，后人对《山海经》篇名由来陌生，清代毕沅在他的《山海经新校正》“南山经之首” 句下注释说：“《山海经》之名，未知所始。今按《五臧山经》，是名《山经》，汉人往往称之。《海外经》已下，当为《海经》，合名《山海经》，或是向、秀所题。然《史记·大宛传》司马迁已称之，则其名久也。” 毕沅继前人的研究成果，把《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从表面上看，分得还比较贴切，无可非议。但从《山海经》整体内容来看，破坏了《山海经》内容的整体性。客观存在的《山海经》没有《山经》和《海经》篇的，因为书中并没有出现“山经” 和“海经” 的文字, 更不存在所谓的《五臧山经》篇名。先秦时代的《山海经》原本是没有篇名的，现在所见的《山海经》共有十八卷，三十九篇章，每篇都有一个篇名。这些所谓的篇名是汉代人整理《山海经》时，根据内容编排而界定的篇名，久而久之，后人都以为《山海经》原来是有篇名的。所谓的《五臧山经》书名也不是《山海经》原文中有的，是汉代早期人在整理《山海经》南、西、北、东、中五大区域的地理概况时，他们在《中次十二经》的后面标明了“右中经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万一千三百七十一里。”“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万四千五十六里。” 划分的结果， 然后总结如下：“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 最后标明了上述五卷的字数：“右《五臧山经》五篇，大凡一万五千五百三字。” 这个总结被后人误作是《山海经》的原文，后人因之。因此，《山经》和《五臧山经》便成了《山海经》的另一篇名了。司马迁《史记》中所说的《山经》就是指《山海经》，只因为此时的《山海经》尚未有正式的名称。到刘向、刘秀父子校书以后才开始有此书名的。但是《山海经》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汉代人边读边整理它，刘向、刘秀校书时，才将《五臧山经》五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合并起来后才冠上《山海经》书名的。可是，他们却把《大荒经》四篇、《海内经》一篇“逸在外”，说明他们当时还没有读通这五篇内容，因此没有编入《山海经》中。直到晋代郭璞注《山海经》时，才将这五篇补收进去，使《山海经》复原成一本完整的《秦代中国地理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山海经》原本。

    《山海经》内容在汉代早期文人《五臧山经》的总结里说得十分清楚，我把它译成现代汉语与大家共享。它的原意是：“秦代虫书记载说：自然生存在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山，划分的山共有五千三百七十座，六万四千五十六个民宅村落，是居宅地域。说这个《五臧山经》所载的，它只记中国五个分区的大山，其它的小山太多，不能一一记载到。自然生存在中国地域从东到西有二万八千个村落，从南到北有二万六千个村落。有水流出的地域有八千个村落，受水地域也是八千个村落，出产铜矿的山有四百六十七座，出产铁矿的山有三千六百九十座。这就是中国大自然界划分地域、种植五谷的基础，也是戈、矛兵器所发明的原因，刀铩相击之所兴起的根源，这样，有才能的人富足有余，拙笨的人贫困缺食。封闭广大极多山区，各自封土为坛，扫地而祭，广大地域开始相连，星土完美不知归附，得到的和失落的，都在这个地域内，也就是说国家财富都是从这里取得使用的。” 它记载了《山海经》是秦代用虫书编辑的《中国地理志》，主要记载山、山系的划分，人、民宅村落的划分，水、水域的划分、物产、矿产区域的划分、五谷种植区域的划分……，它不涉及历史、不涉及古帝、不涉及神话、不涉及古国、不涉及神兽怪物，不涉及海和海外，更不涉及它洲它国的地理状况，只记中国国土客观存在的山、水、人、物的分区和地理概貌，还记载了每个分区地域的民俗风情，它是地地道道的秦代中国《地理志》。

    这本秦代中国《地理志》有完整的叙事载物体系：全书共31000多字，完全真实地记载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地理概貌，全书共分三十九篇，分成十八卷。第一卷至第五卷属《五臧山经》，共二十六篇。《南山经》三篇，《西山经》四篇，《北山经》三篇，《东山经》四篇，《中山经》十二篇。把中国地理划分成南、西、北、东、中五大区域，记载每个区域主要的山系、河流、金属矿和非金属矿、玉石的产地，记动植物类别、村落分布、民俗祭祀等。第六卷至第九卷为《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四篇，将《五臧山经》“南、西、北、东” 四大区域外没有入《志》的地域划分成从中国西南角至东南角、西南角至西北角、东北角至西北角、东南角至东北角四个区域，记载这四个区域主要的山、水、物产、以及地形地貌。第十卷至第十三卷为《海内南经》、《海内北经》、《海内西经》、《海内东经》四篇，将《五臧山经》“南、西、北、东” 四大区划内没有入志的地域分成从中国东南角以西、西南角以北、西北角以东、东北角以南四个地域，记载这四个地域主要的山脉、特产以及人的主要活动及建置。第十四卷至第十七卷，为《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四篇，把中国广大地域中荒野之域地理状况分区综述，记其主要的山脉、物产、人们的生活方式、田土种植、玉石开采、树木砍伐、飞禽走兽的分布，以及开拓机构、军队的设置。第十八卷《海内经》是《山海经》的地理状况的总结，总结中国境内地理形势分野、山系、水系、开拓区域分布、农作物生产、树木砍伐、井的发明、乐器制作、民众迁徙、江域开发，中国州土安定发展形成稳固基础。从内容上看，这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中国地理志》。

    这部古老的中国《地理志》成书的年代究竟在何时？大部分学者认为“它大约成书于从春秋末年到汉代初年这一长时期中。” 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不是历史著作，不需要长时间的空间来编撰，它是中国地域的划分，只要有统一的政局，就可以完成中国区域的划分。春秋时代，中国小国太多，没有中央集权的局势，要完成区域的划分难上加难。战国时期，七雄争霸，中国境内连年战争，各自为政，不可能编撰大统一的《中国地理志》。只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中国才出现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它才可能具备编撰《秦代中国地理志》的条件。秦始皇废封建，置三十六郡，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统一法度，车同轨，书同文，筑长诚，治驰道……，他为了进一步统治中国，才令文人编撰《山海经》——秦代中国《地理志》的。汉代早期人在《五臧山经》的总结里已经把《山海经》成书的年代记得十分清楚，所谓的“禹曰”，就点明了成书的年代。《说文》：“禹，虫也。从禸, 象形。”《山海经》中所出现的“禹” 字指的是“虫”，这是文字的原意， 把它释作虚无的“夏禹” 就大错而特错了。“禹曰”就是指“秦代虫书说”。因为在秦以前，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只有到秦统一中国后才有书同文的局面。秦代统一文字，废除不符合秦文字的六国文字，定书体为八种：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虫书、五摹印、六署书、七殳书、八隶书。虫书为秦代书体正规文字，在汉代早期仍然流行，因此，总结《山海经·五臧山经》的汉代早期文人用“禹曰” 来概括全文内容，“秦代虫书记载说”标明了《山海经》成书鲜明的时代性，它的成书年代不在春秋，也不在汉代，只能在“书同文” 的秦代。从《山海经》内容的条目来看，它的每一条目独立成文，即一简一事一文，这是战国时期的记事方法，也是秦简惯用的记事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山海经》成书的年代推前到“春秋”，也不能把它拖后到汉代早期。虽然刘向、刘秀在校注《山海经》时，还有《大荒经》四篇、《海内经》一篇没有收入，到晋代的郭璞才将“逸在外” 的五篇补上，但这不能说《山海经》成书的年代晚，晚到了在汉代以后。《山海经》在秦统一中国后编撰，自此，《山海经》就客观地在中国境内流传，由于后人没有找到《山海经》“一字一词一义”的读法，才产生出许多荒谬内容来。司马迁、王充、班固等史学家对它或敬畏（《史记·大宛传》：“不敢言之”）；或鄙薄（《论衡·谈天》：“虚妄之言”、“未可信也”）；或否定（《汉书·张骞传》：“放哉”）。因此，《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数术类，《隋书·经籍志》则列入地理类，《宋书·艺文志》列为五行类，《四库全书》又将它列为小说类。近代学人中，张之洞列其为古史类，鲁迅称之为“古之巫书”，闻一多说它是“神话之渊府”，袁珂则认为它是一部“神话性质的地理书”，宫玉海、胡远鹏则认为它是《天下地志》，形成了“百花齐放” 的局势，令人头痛。归根结蒂就是人们从来没有读通过《山海经》的内容，都是望文生义，浮想联翩，才造成《山海经》内容的混乱局势。

    我们弄清了《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在大统一的秦代，就按照阅读先秦文献的方法一字一词一义地去破译它，《山海经》“庐山真面目” 就会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注释：

      （1）  袁珂《山海经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12月出版

      （2）  宫玉海、胡远鹏《关于〈山海经〉的注释及上古语言问题》《武钢党校学报》1998年第1期

      （3） 同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