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新闻报道，一公交车司机拒绝一乞丐上车。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歧视行为；任何人，只要足额投币，就应允许乘车。

　　说到“歧视”一词，我们通常都把它看作一种不正当的行为，认为它侵犯了“被歧视者”的人格尊严或物质权利。其实，“歧视”的含义可以很广泛，未必都是不正当的。在商业领域中，针对不同地区或不同人群制定不同价格，即“价格歧视”，就是一种中性的行为，无所谓正当或不正当。例如，蛋糕店搞促销，凡是2月份生日的本地居民，可以五折的优惠价格购买蛋糕，就是对非2月份生日、非本地居民的人的“歧视”。广义来讲，售票窗口允许军人优先购票，也是一种“歧视”政策，它“歧视”了所有“非军人”，但它是一种正当的、有益的行为。

　　归根结底，“歧视”是一种调节利益的手段。你用它做好事，它就是好的；你用它做坏事，它就是坏的。

　　现在再回到公交车拒绝乞丐上车的问题上来。公交车是一个封闭的公共场所。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封闭”，二是“公共”。一个衣衫破烂肮脏、卫生状况恶劣、散发着不良气味、携带着很多病原体的人，如果进入这个封闭的公共空间内，就会给空间内的其他人带来损害。我们知道，一个人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不应该损害他人权利。如果乞丐行使乘车权利的时候要以损害其他乘客的权利为前提，那么，拒绝乞丐乘车，或者说是针对乞丐的“乘车歧视”，就是合理的。

　　类似地，医院病房拒绝吸烟人士入内行使探视权利，图书馆阅览室拒绝喧哗人士入内行使阅览权利，女卫生间禁止男士入内行使如厕权利，饭店厨房拒绝患传染病的员工行使工作劳动权利，也都是为了保护其他人的正当权利，因此，相应的“歧视”就是正当的。

　　医院和医务人员常被人冠以“救死扶伤”的盛名，委以“救死扶伤”的重任。对于贫困患者或恶意逃费患者，如果医院自己垫钱，减免费用，继续收留治疗，则被社会称颂；如果医院强行让欠费患者出院，则会被社会责骂。患者或医闹在医院打砸物品、打杀医生，如果医生不顾自己被打被杀，坚持工作，则被社会称颂；如果医生躲避，离开工作岗位，造成患者延误治疗，则会被社会责骂，并遭受行政或法律处罚。

　　诚然，患者有享受医疗服务的权利。然而，医院的权利难道不是权利吗？医生的权利难道不是权利吗？医院的财产被打砸破坏，因减免患者的医药费而造成亏损，这些经济损失，最终还是要分摊到其他患者身上，其他患者的经济权利难道不是权利吗？暴力患者和专门的医闹在医院实施暴力行为，干扰其他患者就医，威胁其他患者的人身安全，难道其他患者的就医权利和人身安全权利就不是权利吗？如果，打着“患者生命和健康高于一切”的大旗，借着“救死扶伤”的盛名和重任，机械地维护暴力患者、欠费患者的权利，却公然践踏医院、医生和其他患者的权利，这难道是正义吗？

　　医院没有征收纳税人的赋税，也没有领取国家拨给的慈善用款，医生也没有宣称自己是红太阳、大救星、人民的代表，而其他患者更是无辜。因此，在当前这种医疗体制下，对于暴力患者和欠费患者，拒绝收治或暂时拒绝收治是正当的。也就是说，针对暴力患者和欠费患者的“歧视”政策，是正当的。

　　当然，上述观点并不是主张“病死活该”。只是说，作为慈善、道义、公民福利性质的医疗，不应由医院、医生和其他患者来承担成本。慈善、道义、公民福利性质的医疗，该由谁承担？大家心里都明白！